民族迁徙文化融合的艺术再现

李显福

世界上的许多民族都有着迁徙的历史，就连被世界上大多数人奉为经典的《圣经》也记载了犹太民族的迁徙。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文明的繁盛都得益于人类各民族的一次又一次迁徙。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也历经了一次次迁徙。曾记否，黄河中下游地区曾是中国上古时代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但自汉晋以降的数百年间，北方边患日趋严重，战火频仍，黄河流域的农业生态环境迅速恶化，于是人们被迫南迁，足迹遍布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各地。人民的迁徙归其原因，有的是由于战乱，有的是由于饥荒，有的是由于当时的执政者出于某一政绩的需要。

明末清初一直延续百年的填四川应该是中华民族漫长历史中一次涉及面最广、人口最多的迁徙。这次迁徙历经康、雍、乾三帝，而且是国家行为。康熙帝于1634年就下有《招民填川诏》：“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毋得关隘阻挠。”这次迁徙对巴蜀大地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带来了莫大的好处，同时，对巴蜀文化的发展也功莫大焉。从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地迁徙来的移民带来了家乡的文化以及先进的农耕技术，并与巴蜀原有的文化融合，从而培育出繁茂的巴蜀文化。

作家王雨的《填四川》以宏大的叙事、错综的结构既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四川因战乱、饥荒而造成的民生凋敝和移民入川的艰苦创业以及家园建设起来后的男耕女织的生存状态，也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南音北语、闽风川俗的“填四川”时代的民俗风情，很好地体现了民族迁徙中的文化融合。

移民来到四川、来到巴蜀，既带来了并力图坚守住的自己原有地的文化，但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学习、掌握新到地的文化。外地文化与当地文化在移民与本地人的碰撞、交流中达到有机的融合，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生命力更强健的文化。如，宁徙修建自己居住的房子，既不是福建土楼的、也不是四川的建筑，而是一座“半圆形的两层楼房”：“不是当地大户人家那种院墙比房子高的建筑，而是仿效闽西土楼的建法，房子的青砖墙即是围墙，窗户高，窗口小，半圆形房院前是老大的院坝，房屋居中有一块黑棋匾额，篆刻有‘常家土楼’四个大字，匾额下开有大门，有厚实的木楼梯通往其他房间。房院后面留有空地，房院四周是茂密的竹林。”为什么要建成这个“四不像”的房子?原来，“宁徙来川后发现，这里民风纯朴，住户散居，她得入乡随俗。她修不起也没必要修建家乡那种聚居的土楼，却也希望今后会有拓展，就修了这有土楼影子又杂以四川农家民居样式的房子”。

这里活脱脱地反映出以宁徙为代表的众多移民从异乡来到这个陌生之地的思想和行为，从小耳濡目染受到家乡饮食起居、耕作游乐等文化的影响，骨子里还是想有朝一日“会有拓展”，以再现家乡的文化。现在只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其实，天底下的移民，何尝不是这样!当然，铁的事实是，“会有拓展”只是心中的期望或者安慰，久而久之，移居地的习惯势力和绵远的传统文化会与移民原有的文化有机融合，从而产生更有生命力的既不完全是当地的传统文化，也不是原汁原味的移民原来地文化的更有生命力的文化。中国文化正是这样伴随着农耕经济的长期延续而源远流长，并且历经动乱与分裂的洗礼而不断得到升华，这种文化传统是任何中华民族以外的外来势力所无法割断的。

对建住房如此，对天天需要的语言也如是：“宁徙罩目看太阳，说：‘聂透好大。’‘聂透’是客家话‘日头’的意思。老憨擦把汗：‘秋老虎季节啊。’对宁徙笑说：‘夫人，你不是说要讲四川话么。’宁徙点头：‘对，讲四川话，我们这闽西客家话四川人听不懂。’”

一句“听不懂”，就道出了外地人要融入本地社会，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放弃自己已经习惯的一些东西，而学习当地的民俗风情、语言劳作，等等。否则，不仅是语言，要在这里生存所需的一切都将“不懂”。

以后，宁徙不仅放开胆子学说四川话，而且对当地的民谚、民俗逐渐了解、相信、学习、并掌握了，如，“打雷立秋，干段河沟。”“我们给龙王爷烧过高香磕过头了的，巴望会来甘露。”“这有啥子，就不许人家建塔求福?”“要得，就恁么办。”她相信算命先生那“世事无常，人生苦短，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忽悠，以为失散的亲人都在人世、都在四川，“激动、振奋”。她要买水牛，老憨和卖牛人在袖笼里捏手指，讨价还价，然后伸出四个手指，她就知道对方要价是四千文。连这种四川一些地方特有的买卖牛的谈价方式，她都懂了。

赵书林家建了一座白塔，算命先生忽悠宁徙：“桥是弯弓塔是箭，射到常家土楼院。”宁徙“开先并未细想，走一阵心里发怵”。恰遇天干，久旱不雨，赤日炎炎似火烧，宁徙就认为她家受此干旱是赵家出此建塔恶招造成。于是，派人在后山她常去烧香许愿的土地菩萨小庙前“修了一道正对赵家白塔的照壁，在照壁上挂了一面镜子，放出话说：‘墙如盾牌镜似箭，反射下游赵家院。’”这明显带有外来文化与巴蜀文化杂糅的寄托心理感受或安慰的民俗，她运用得娴熟自如。不过，尽管这样做后心里好过一些，但在她心里，对白塔仍有着深深的记忆和怀念。因为，她的家乡，有一个曾经被辛弃疾写诗赞扬过的有名白塔。她不但在心底记着这白塔，而且对辛弃疾这首诗也是烂熟于胸。家乡对她来说，有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不过，随着在移居地生活越久，那些记忆也就会渐行渐远，新的文化将会占据后来的人生，乃至后辈儿孙。如，移民子女对巴蜀当地习俗的融入，男孩比赛撒尿谁射得远，射得远的将来就会找个远婆娘，等等。

在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生产劳作等方面也无不显示出文化的碰撞、融合：宁徙认为“四川的香肠好吃，就是太咸”，他要赵家大院的赵书林教她做广式香肠。赵书林结婚，是姑妈按照广东习俗操办的：“喜堂里张灯结彩，柱头用红绸包裹，挂堂幔，系桌围，布椅披，绣花围覆盖茶几……拜堂之后，新郎牵红绸引新娘入洞房，姑妈说，这是‘牵巾’。洞房里摆了鲜花，新人床头有竹篮，竹篮里放有系红绳的野草，是姑妈叮嘱新娘带来的。姑妈说，这是‘长命草’”……

“好多的外省移民”来到这里，忙碌之余，渴望文化生活，小荣村举办了从未有过的“包天戏”，整整三天。吸引了“村里、甲里的乡民们”，“蜂拥而来”，其中“移民众多”。在他们的家乡也上演过的传统戏目如《西厢记》在这里出现了，只不过是用川剧表现，从没有见过的如川剧高腔《三孝记》，以及最后的别有意味的“跳加官”，这些都促进移民对巴蜀文化的了解以及逐渐的融合。同时，移民也带来了民俗民间艺术，如，客家人嫁娶、寿辰、节日都要表演的铁齿钢牙板凳，使当地本土人氏大开眼界。

为了生存，移民来了后，不仅融入当地的农耕劳作，更是利用家乡的较为先进的思想、技术推进了对当地农耕技术的发展：宁徙将家乡的苎麻种子种在她新生活的地方，开始运用她母亲当年教给她的种麻、织布技术，“自家种植自家织布”，“机杼之声盈耳”，推进了苎麻的生产，并编织成以后闻名于世的夏布。同时，还发扬光大了巴蜀之地源远流长的养蚕技术，并形成种、养、织、售一条龙似的生产方式，并且建立了“小荣丝绸夏布作坊”。以后，这里还开设了“小荣煤窑”，添置了两艘运煤大船;开设了“经营丝绸、夏布、煤炭的三个铺面”，还在荣昌县城开设了“常氏商铺”，为了转运煤炭和货物，还修建了仓库。“人气旺了，“敖氏酒家”、“喻家客栈”也先后开张，“卖鱼的卖豆腐的卖卤鹅的卖艾粑的小贩多起来”了。昔日荒凉破败的小荣村经过移民和当地人的勤巴苦做、开拓创新，繁荣兴旺了，一个具有工商业雏形、俨然一个都市社会的路孔寨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出现了。竖看历史，中国农耕经济就是这样包容着工商业等多种经济成分，不断地扩充内部的活动空间，使自己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简单再生能力，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从而维系着中华农耕文明的长流不息。毋庸讳言，《填四川》恰如其分地再现了中国农耕经济发展、中国农耕文明进程的一段历史，亦是漫长的农耕经济、农耕文明发展的一个缩影。

总之，《填四川》在描述人物的命运时几乎全方位地展现了外来文化和当地文化的融合过程。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指出：“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持续性。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使其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

《魏书·乐志》总结的“今方厘革时弊，稽古复礼，庶令乐正雅颂，各得其宜”，就确切地体现了中华民族无法抗拒的认同感和文化的向心化合力。

王雨不仅奉献给了读者一群可歌可泣的人物，而且奉献给了读者犹如世俗风情画的移民迁徙中的文化融合图，深刻地体现了农耕文化中坚韧的继承和创造，即使家园毁坏、人烟锐减，但文化之薪火却因人口的流动而迁徙、杂交，而融合、发展，从而茁壮成长，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