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叙事的可能性表达

——兼及长篇小说《曾溪口》

阿来

当叙事成为一种语义上的可能，叙述的内蕴常常通过语言本身彰显出来，而叙述的地域性一旦与语义的约定性紧密结合，叙述的地域性就会在叙述过程中渐渐展现出语境意义上的特征，形成极具地域特色的语境表达。根据这个基本定义，地域性的语境表达既有地域意义，又超越地域意义本身，这就是乡村叙述的一种可能，或者是乡村叙述的一种可能性表达。

乡村叙事作为地域叙述最基本或者最直接的再现，保留了最质朴的乡村特征，这种特征通过语义语境呈现，构成一个乡村叙事场。以这个场为基本的出发点，再辐射成地域特征，完善地域维度，叙述的生动性与鲜活性表达就成为乡村叙事的最直接载体，在此，任何一部成功的乡村叙事作品，都具备这个特质。任何一部具有大众维度的乡村叙事作品，也具备这个特点。

近年来的乡村叙事作品，真正能完成地域性特征表达的，不是很多。它们的叙述常常陷入一种介于乡村叙事与地域性表达之外，或在二者之间游离。要么语言外衣是乡村的，而内在走向却已经远远抛弃乡村这个最基本的载体，在实质上构成一种似是而非的走向——不彻底或者是沦落之后的乡村叙述。这样一来，乡村叙事的可能性表达，则成为这类乡村叙事作品的缺陷性走向。

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作品，都具有地域意义，或者乡村意义，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离开背景存在而存在，也不可能离开地域存在而存在，即使是充满荒诞意义的想象作品。地域意义或者乡村意义或者背景意义，是构成作品叙述的基础，一旦离开这点，所有的叙述都将成为空中楼阁而缺乏作品本身的构建涵载量。因此，乡村叙事要成为一种彻底的地域性表达可能，必须根植于乡村或者地域这个最基本的元素。

在写作越来越私人化的今天，任何一部作品的表达，都离不开个人生活或者生存场景。对于在乡村生活过的人来说，乡村情结可能会影响写作者一生，要完整地表达自己的乡村情结，除了语境意义与语义场景之外，更多的关注应该是叙事者本身：个人经历与社会经历，个人审美与大众审美，个人情怀与大众情怀，个人走向与社会走向。作品一旦构建，其所表达或者表白的意义，是否与自己的内心走向一致，是否与个人灵魂深处的情怀一致，作品所关注的，是否是乡村或者地域载体的一个断面或者横断面所能展现的社会承载，这个断面或者横断面的本体价值究竟何在。或者说，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语境意义，作品的质地是否具有乡村审美的基本特征。

当乡村叙事成为一种语境上的可能，表达的对象，表达的基本元素就已经确立。紧紧扣住地域意义而为之，就成为乡村写作者不可或缺的能量载体，这个时候，表达是乡村式的，思维也是，语言载体更是。任何脱离这种表达，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村表达。在此，乡村叙事的作品，首先昂扬的是乡村情结，再现的是乡村特质，作品无论展现一个剖面或者一个断面或者一个横断面，都必须具有顽强的乡村情怀。

作为我本人，我比较看重地域意义相对彰显的作品，这类作品本身的物理涵盖量，能反映出写作者的个人与社会容量，也反射出写作者的个人能量。这类作品的写作者，本身就有很浓的乡村情结或者说很浓的地域情结，作品在他们那里所展现的，常常超越地域或者乡村本身。乡村，作为永恒的叙事场所之一，与城市一样，演绎着时光下的苍茫与沧桑。从乡村出发，走向远方，不仅仅只是时间或者空间意义，更多的是写作者的灵魂追求或者是内心皈依，当乡村叙事成为一种语境上的可能，写作者本身，就已经具备了内在心理上的叙述欲望。

关于上述，也是我近期翻阅苗勇、李国军的一部关于乡村叙事的长篇小说《曾溪口》的稿子，所得出的基本想法，这部稿子最大限度地让乡村叙事成为了一种再生意义上的可能。作品所产生的背景，故事的延宕与发展，情结与人物的走向，都构成了一部相对完整的乡村叙事文本。作者在文本里，将目光投向自己熟悉的故土，最大限度地彰显了地域意义与语境意义，写出了那块土地上的厚重、淳朴、本真的人文情怀，让我们看见了乡村叙事，在时间背影与空间转移之中，构成了一个复合型的叙事载体，完成了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所凸显的人文性、地域性。

或许，乡村叙事，除了语境意义与人文意义上的可能性之外，还更应该最大可能地彰显文本的内在质地，让文本走得更远，让地域性变成世界性，这就是文本的普遍意义。要完成这个，乡村叙事的道路仍然漫长，我们要做的努力还将继续。

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