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英雄？——从《英雄》谈电影的接受美学

张渝扬

张艺谋的新作《英雄》一问世，就激起了银坛的一股旋风——作为刺秦故事的最经典演义，电影《英雄》完成了张艺谋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对中国这个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完整定义的反思。

残剑，一个为刺秦而苦练剑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绝技的“英雄”，与统一中国大业，推动历史进步的秦始皇这一霸气的“英雄”，是一组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物。而有趣的是，这样一对互不相融，誓不两立的生死冤家，却在关键时刻，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一心要刺杀秦王的残剑却改变了主意——为了维护统一大业，把刺秦变为了不刺——英雄的含义，英雄的真谛，英雄的价值，在张艺谋独具匠心的镜头中，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矛盾冲突中，得到了最完美也是睿智的诠释。

无名与飞雪，这一对武林夫妇，原本也是专事刺秦的英雄。但当他们眼看战乱给百姓带来极大的痛苦，诸侯纷争致使民族分裂时，他们悟出了要真正使民族兴旺、人民安康，唯有统一。没有统一，便没有了一切。而谁有这个能力?正是人均咒之的暴君秦始皇，他能统一中国，能够推动历史进步;正是他帮助残剑认识到这要义，完成了为不少观众难以接受的另一类“英雄”的壮举。

“最危险的人竟然是最理解我的人”秦王的这一句肺腑之言，从哲学上讲具有非常深刻的哲理。

然而，也是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个“英雄”却引起了观众的争议，在“秦始皇”和残剑这一对矛盾对立的人物中，到底谁是“英雄”?

也许，作为中国电影界的大腕名导，张艺谋的内心也是有矛盾的，他是让观众在一体化的传统接受美学中去规范自己的判断，谁是“英雄”，还是在电影文本多元化的审美矛盾中去寻找谁是“英雄”。这都是观看该片时需要深思的谜。

事实上，传统的现实主义再现性的接受美学，一体化审美心理使观众产生了错觉，观众习惯把故事逻辑与现实逻辑等同起来。因为，以故事为本的电影存在着一种规范：完整的故事表达着完整的现实的一种理想期待，正如观众看《英雄》时，期待的是让残剑能刺杀了秦王这个暴君。然而，这正是影片的导演对现实的反动——也许，我们在现实中迷失太多，以至于我们不能认同一个故事的多元审美反差;也许，我们在现实中太脆弱，以至于我们必须在同一个故事里完成自己期待和判断，也许我们在现实中太困惑。以至于我们不能容忍一个故事里没有充分的因果关系。

张艺谋在《英雄》中正是通过多元电影文本的审美来再现这种对历史的叙述，对人物的叙述，给刺秦故事一个新的审美视角，比之《秦颂》、《荆柯刺秦王》的刺秦故事的一体化规范文本赋予了更新的更深的思想内涵;完成了张艺谋心中的宿愿——当然，也是我们在接受美学多元化的新视角中得到的解感——唯有完成统一，完成民族的统一，完成中国的统一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这不是一个荒唐的假设，实际上再现性的故事逻辑已经培养了这样审美经验，看了《红高粱》后，善良的观众痛心疾首，为道德和文明的沦丧而悲哀。正如对《英雄》，可爱的观众则为“秦始皇”是暴君还是英雄而争得面红耳赤，这不是偶然的。

如果细心的观众注意，影片有这样一组镜头，非常有趣，就是残剑在炼成了“七步剑”法，可以非常迅猛而神速的剑法致警卫森严的秦王于死地时，镜头切换为两个画面：特写，秦王受袭的惊恐，残剑毅然的神态，抽剑的动作。随之是宝剑落地的中景，让观众在一惊一疑之间去寻找刺变为不刺的奥秘。

象这样的叙事手法在张艺谋的《红高粱》中也可看到，作为矛盾一方的麻疯病李大头始终没有露面，而日本人说来就来了，没有习惯的所期待的铺垫，而《红高粱》中最英雄和最王八的集合，忠和义的对立，都有其明确的指向性。面对此类影片中文化的多元化对立现象，单一的凭经验和选择心理遇到了障碍，审美心理的期待在不断的消除和冲突之中，必然会产生困惑和不满。

而张艺谋在电影《英雄》中的叙事方法，以先明后暗，先快后缓，先欲后纵的这种多元化的审美追求，给习惯于一体化的传统艺术审美的观众一个思考的空间，一个欣赏的美学追寻，一个思辨的哲理追思，而留给观众最终一个睿智的判断，谁是英雄?——这正是张艺谋在电影接受美学上的新的追求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