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认知和艺术把握

——评王雨长篇历史小说《开埠》

余德庄

小说创作的要旨是“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被中外主流作家视为小说艺术的不二法则，是由小说艺术的根本属性所决定的，也是判断一部小说成功与否，高下如何的主要标志，历史小说自不例外。

时下历史小说的创作方兴未艾，一个较普遍的说法，是因为其题材相对“超脱”，可以“任性”地表达，通过戏说或猎奇之类来吸引读者眼球。但创作态度严肃的历史小说作家对此是持保留态度的。不过也存在另一种情况，即一些历史小说作家的创作态度并非不严肃，但在创作中却缺乏对历史的真知灼见，满足于在既定结论下对某段历史进行人云亦云的“画卷”展示。我认为，凡此种种，皆不是历史小说创作的正道，因而难成正果。历史小说固然离不开驰骋想象，展示“画卷”，但它的真正使命，却在于营构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环境，并从中塑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文学人物，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一个高度典型化的历史文学人物，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某种人格象征和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信手拈来的文化符号。这种大成功，乃是有志于此的作家们梦寐以求的至高境界。

值得庆幸的是，王雨从一开始就自觉地远离了前面所提及的那种戏说或拾人牙慧的创作路数，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辛，却能通向真正成功的创作路子，使我们有幸看到了面前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重庆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开埠》。

历史小说的题材选择，无疑是其举足轻重的第一要务。好的题材更能够引起读者的关注，对营造作品所需要的典型环境也更能提供相对优越的条件，在创作上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有了好的题材却并不一定就能写出好的小说。这里面有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即对于题材的洞悉和认知，它考验着作者的胆识和文史功力。我认为，王雨创作《开埠》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是下的一着保险棋，而实实在在是下了一着涉险棋，但他最后却履险如夷，把它下成了一着令人信服的好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百年前的那一段中国开埠史(当然也包括重庆的开埠史)，在以往的教科书中是早有“定评”的，即那是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开路，为在合法的外衣下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并进而瓜分中国，通过与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进行的城下之盟式的所谓“谈判”，取得一系列不平等的特权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的一段丧权辱国的悲痛史。如果从这种“定评”出发，《开埠》中的主人公就应当是虎门销烟的林则徐和战死海疆的关天培，而不我们眼下所看到的宁承忠，当然整部书也不是会现在的《开埠》了。

在已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的今天，应当如何来审视百年前的那一段在形势所迫之下，清王朝不得不勉为其难的开埠史?它对于一直受困于闭关锁国，以致积弱积贫的中华民族后来的生存发展，并进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否只有绝对的负面效应而毫无积极意义可言?这是《开埠》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开埠》在书末借用“重庆名人馆”中有关首航川江抵达重庆的英商立德乐的入档辞条中的内容，对此作出了直接的回答：“1891年2月，中英两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开埠……从此，包括国外商船与炮舰的机动船接踵而至，重庆近代化历程开始。”

正是这个实事求是的认知，决定了《开埠》的基调。

毫无疑问，《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和《烟台条约》本身一样，都是不平等条约，因为条约的一方是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走上了近代化道路，而且确有殖民和掠夺他国的斑斑劣迹的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另一方则是处于两千年封建社会末端的衰败中国。强弱悬殊且来者不善，安能坐享平等?列强叩开中国大门之后，把中国变成其大规模工业产品的倾销地，对中国原本就孱弱不堪的封建经济和尚处于初萌状态的民族工商业造成巨大威胁，随同洋货一块进来的洋习洋俗，也给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带来强烈冲击。作为朝廷命官的夔关监督宁承忠，对此有着比常人更多的切身感受。在扼关守土的履职过程中，他面对过洋人的傲慢无礼，见识过洋商的奸狡欺诈，目击过洋船的横冲直闯，遭遇过洋兵的胡作非为……他也扣押过洋人的走私船队，抓捕过违法的洋人歹徒，侦办过洋人贩毒的大案要案等等，等等，但每每都在软弱无能的朝廷的干预或贪腐官员的内外勾接下功败垂成，令其扼腕痛心，徒叹奈何!令他终于看清：“事情的关键还在于国之主权。可而今国家如此衰败，谈何主权?”

但这种沉重的国门开启，却意想不到地在其后表现出了事情的另一面，即它在大赚国人银子的同时，也给在闭关锁国中抱残守缺，一片死寂的内地带进了域外的鲜活生气和海洋文明的新风，使得民众得以惊异地窥视到外面的世界，从开始的封闭愚昧的麻木状态中警醒过来，社会风气也随之发生变化。宁承忠看到，“开埠以后，重庆人好读书的多了，爱科学的多了，放足的多了，讲卫生的多了，有公共厕所了……”他也发现，在自己所接触的洋人中，既有威妥玛那样颐指气使的英国领事，赤井一郎那样穷凶极恶的不法奸商，也有像立德乐那样“蛮可爱”的正经洋商，甚至还有贝拉那样热爱中国，嫁入宁家的洋女子……更深刻的变化则是不甘仰人鼻息的国人，包括他的兄弟宁承业，儿子继富、继国和红粉知己喻笑霜等均先后开始“师夷之长”，或仿照洋人成立公司与洋人展开商业竞争，或留洋归来以一技之长服务国人，受到新思想熏陶的小儿子继兵夫妻，更毅然走上推翻腐败清王朝的“谋反”之路……

正是置身于这种历史关口和官场夹缝中的特殊处境，使宁承忠，这个既敢于对不法洋人亮剑，又不得不听从上命忍辱负重;既看重名节洁身自好，又不得不周旋于贪官污吏三教九流之间;既向往仕途，又眷恋亲情;既不舍旧物，又暗赏新风的充满矛盾的人物作为本书的主人公脱颖而出，成为令人信服的“这一个”和那个特定时代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人格象征。

任何艺术创作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作者的思想倾向，文学创作更是如此，但就小说而言，这种倾向应是有机地融入作品，不能勉强地外加于人物身上。在这个分寸的把握上，《开埠》也做得十分精心、到位。作者无疑对宁承忠抱有深刻的同情甚至有所偏爱，但作品的前半部甚至大半部，在行笔上基本都是隐而不露，把其作为一个处境尴尬的人物来状写的。但作者显然不愿让其成为那个气数已尽的末代王朝的殉葬品和已属腐败透顶的官场的牺牲品，但到底应当如何让其最后能“得其所哉”，作者显然是有过一番思考的。作品最后没有为其选择那种愤而隐世或杀身成仁之类的悲怆壮烈的结局，而是做出了一个更符合本书内容和人物性格逻辑的选择，即挂冠而去却不脱离尘世，最后成为一个拥戴民国，得以善终的时代老人。

为了写好宁承忠这种最后的思想转变和人生归宿，作品用了相当多的铺垫笔墨，先后安排了几个对其冲击极大的事件。一是身为朝廷命官的他，在爱妻雪瑶和待女杏儿双双被日本兽兵强暴，朝廷竟无法惩办凶犯，至使其家人不得不铤而走险，公仇私报;二是他身负皇命，人脏俱获地掌握了黑道人物李泓寿和日藉奸商赤井一郎内外勾接大举走私的案情后，不但未能将二者缉拿归案，反而被其后台率先下手，锒铛入狱;三是他的爱子继兵和爱媳晓梅参加反清起义双双殉难和二弟承业为保他不受牵连，竟然行贿成功的事实，使他越加“悲哀朝廷之黑暗，更理解继兵、晓梅的所作所为。”发出了“与其在官场里做假，还真不如做个实实在在的草民”的心声，终于令人信服地完成了其脱离旧营垒，走向新生活的最后的思想转变。民国成立后，即使是在热心公益事务的爱妻雪瑶被暗杀，三儿子继强(武厚德)在履行公务时身负重伤的双重打击下，仍无怨无悔地挺了过来，直到寿终正寝。

由于宁承忠这个处于全书核心的头号主人公的成功把握和定位，《开埠》中林林总总的众多历史人物可谓满盘皆活，包括围绕在他身边的妻子王雪瑶、红粉知己喻笑霜、胞弟宁承业及继富、继国、继强(武德厚)、继兵四个儿子以及邹胜、范晓梅、姜霞、李灵雨等等，以及先后粉墨登场的安邦、霍柏明、李泓寿、李顺和威妥玛、立德乐、赤井一郎等各色各样的中外人物，大多也都把握精当，成为背景不同，处境各异，个性鲜明，决无混淆之虞的大大小小的“这一个”，即便只是短暂现身的人物，如皇上、太后、元老重臣、官吏商贾、袍哥船帮、店家食客、贩夫走卒直至推车卖浆者，也都各得其所，在川江码头、重庆市井、烟台海湾、上海洋场直至京城皇宫等等为背景的历史舞台上，各自生动传神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共同形成了《开埠》中多姿多彩小说人物群落。重庆开埠，这一开启了中国内陆近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就在这些人众的喧嚣闹嚷中，鲜活而令人信服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开埠》中对于当时重庆和川江的自然景观、社会世相、民间习俗、市井风情、土货特产乃至人物衣饰、方言俚语等等历史小说不可或缺的要素，也都有活色生香，可圈可点的描写，囿于篇幅，就不在这里一一细说了。

比之王雨以前的《水龙》《填四川》等亦属影响不俗的长篇历史小说，《开埠》无疑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纵观全书，实属佳作，很适合改编拍摄影视剧。也有微瑕，倘若将有的最接近出彩之处再深入展开些、将有的倒叙再穿插合理些、对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写得更细些，则更好。这些，并不影响作品在方方面面的不俗建树和整部作品令人感佩的成功。《开埠》的问世，是近年来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也是王雨对自身创作的又一次难能可贵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