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落王朝的挽歌

——读王雨新作《开埠》

李敬敏

王雨新作长篇小说《开埠》是继《填四川》以后的又一部以重庆本土历史为题材的力作。在《填四川》中，作品展现了清政府入关定都北京以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大量移民从福建、广西、湖南、江西等地涌入四川，繁衍人口、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极大地促进了蜀渝一带的社会进步，人才成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兴旺繁荣、朝气蓬勃的景象。新生的满清王朝，也从明末清初的田原荒芜、民生凋敝、虎狼成群的衰败颓靡中发展成为歌舞升平的康乾盛世。

在《开埠》中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幅画面。

小说开篇就写了夔州监督宁承忠扣押六十九艘英国走私商船的事件。由此洋人发怒、朝廷震惊。商船被扣事件经层层上报，到了慈禧那里，宁承忠受到传询，按理宁承忠要受到惩处，但由于有人为他说话，又考虑到他是出于一片忠心才未予追究。洋人在中国的寻衅狂妄之所以愈演愈烈，与当时清政府官场的整体腐败、软弱无能有直接关系。英国商船事件之后，有些官阶比宁承忠高的官员因为屈从于英国人的压力、收了英国人的银子，就以软硬兼施的手段逼他放弃执法。但宁承忠就是硬顶到底，于是不欢而散。不过像宁承忠这种“硬骨头”在当时的官场毕竟只是少数。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清政府的国家实力在整个世界格局中已经处于弱势，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已在没落崩溃之中，国力积贫积弱，外交上丧权辱国的事件接连不断。作品所描绘的正是这样一幅腐败堕落，无可挽回的大趋势。

宁承忠始终处在小说故事情节的中心。熟悉长篇小说《填四川》的读者，会从他身上清晰地感到有一股浓浓的宁徙的某些传统因子：刚强、坚毅不拔，凡是认定的东西，从不轻易改变，一定要一直坚持下去。他接受了良好的家庭熏陶，受了正规的儒家教育。他年仅十七岁就成了正榜举人，受到朝廷重视，受命夔州监督。进入官场以后，他奉行的是中国传统的君臣君民之道：“君者，代天理世者也;民者，君之所御者也。君不行天意则废，民不顺君牧则罪，此治国之道不可废。”令宁承忠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他在万县码头所扣的洋人船只被“上边的人”放行了，扣押的货物全被洋人运走了?他对此气愤不已，瞠目怒斥：“朝廷太软弱无能了，凡洋人所做恶行皆视而不见，凡洋人无理要求皆步步退让。我大清国就无人无兵了么?就任其洋鬼子欺负横行么?丧权辱国，痛心疾首!腐败啊腐败，国之不国，民不聊生了……”当然，宁承忠也有感到很“解气”的时候，这就是宁承忠的二弟宁承业在向他和王雪瑶述说他在云南腾越亲眼所见当地民兵敢于向入侵的英国侵略者开枪，击毙了专程从北京赶来接英国兵的英国公使的翻译官时的一段表白。宁承忠说：“对付来犯者就是要硬碰硬。麻雀落田要吃谷，狐狸进屋要偷鸡，洋毛贼居心不良。哼，他洋毛贼还是欺软怕硬的，就是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洋毛贼以为有洋枪洋炮就可以为所欲为，洋枪洋炮算啥子，他们有我们也可以有，朝廷那修颐和园的银子就可以买好多的洋枪洋炮。”

随着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中国满清王朝的官场里，如何面对和处置在中国境内的洋人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肆意践踏中国主权和欺凌百姓等问题，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宁承忠这种有骨气，敢于顶撞和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官员，仅只是一部分，乃至于是一小部分而已。而处在最高皇权顶层的慈禧及其以下的成千上万的众多官员，则是软弱惧怕，遇事退让，无据理抗争之胆，更无挺身而出、维护国家利益之行。一生正气，浩气冲天，在国家民族利益面前果敢坚毅的林则徐反遭贬谪、负罪充军就是最好的证据。许多在任官员，他们出于保全既得利益的自私需要，做出了一个接一个的丧权辱国的丑事、恶事，出卖道德，出卖良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宁承忠在自己的任上，坚持原则，不怕权势的利诱和拉拢，就显得十分难能可贵。请看书中如下一段叙述：

“昨晚，安邦知府请他吃饭，说是朋友聚会，说东道西，他听明白了，是想请他对查封的那艘五百海关担的‘厂口麻秧子船’网开一面。美酒佳肴他吃了，却硬着张脸，不答应安邦知府的请求。”

这表现了宁承忠的双重胆识。一重是对洋人立德乐的对抗，二是对上级知府要他“网开一面”的对抗。宁承忠的胆量被李鸿章看中。李鸿章何许人也?梁启超在《李鸿章传》说：“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李鸿章肯定宁承忠所说的“我大清国是得要自强，得要富国强兵才行”。认为“当今大清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中以夷制夷，为自强赢得更多和平时间。”他告诫宁承忠“只是呢，要得法。”李鸿章提出要宁承忠跟他一起参加与洋人的谈判。他对宁承忠说：“年轻人，你要知道，马上征战是抗争，谈判桌上也是抗争，硬顶软磨都有其法。”我们知道，在如何评价晚清历史人物的问题上，李鸿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代表满清政府签订过不少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因而有人据此骂他是“卖国贼”。对此我们只能搁置不议。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李鸿章虽然地位极高，无人可以替代，但是李鸿章绝非当时的最高决策者，他是一个执行者，一个清政府的代表。说他“卖国”显然是对他的抬高，也不实事求是。因为在中国封建帝国时代，家与国是不分的，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就大清帝国来说，只有爱新觉罗家族中登上最高皇位者才是真正的国和家的主宰者，就晚清而言当时的真正主宰者是慈禧。如果说“卖国”，慈禧才是头号卖国贼。小说《开埠》对李鸿章所作的正面描述是可以接受的。

宁承忠既是大清帝国的一个官员，同时又是两个女人的先后的丈夫。

王雪瑶是大河钱庄老板的独生女，升达钱庄的老板由于重病在身，钱庄的实际掌门人是其子孙达祥。两家门当户对，王雪瑶与孙达祥自小就由父辈作主订了娃娃亲。但王雪瑶与宁承忠见面接触以后，两人一见钟情，表示愿意永好，别无再爱。王雪瑶以绝食要求退婚，宁承忠也以果断之举将生米煮成熟饭。王雪瑶的父亲恼羞成怒，竟提出要宁承忠做上门女婿，这对已是大清朝廷官员的宁承忠来说，无疑带有羞辱的性质，但宁承忠欣然同意了。结婚以后两人互相保证：相伴终生、白头偕老。后来王雪瑶被日本水兵强暴。这对一个已婚女性来说，无论在生理、心理和人格方面，都是一次致命的伤害与打击。但是王雪瑶坚强面对，同时她还强忍悲愤，述说日本水兵的罪恶行径。宁承忠听后愤怒不已，要马上雪耻报仇，并对王雪瑶说：“是我无能，我没有保护好你，我对不起你!”此后两人相爱如初。公元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联合新军、学生军和袍哥造反军举事成立蜀军政府，同时也就是清政府重庆知府的覆灭。就是这一天，王雪瑶以重庆南岸妇女协会副主席的身份组织南岸妇女协会开会庆祝重庆蜀军政府的成立，不想，开完会出来就中了不甘灭亡的清王朝顽固分子的黑枪，王雪瑶当场死去。宁承忠因王雪瑶离他而去而肝肠俱裂，痛不欲生。

喻笑霜是宁承忠的第二任妻子。

喻笑霜出生在荣昌县万灵镇，父亲是重庆下半城的一家皮货商的老板，是重庆袍哥堂口的成员。父母因瘟疫双双去世以后，她先投靠二叔，后认武哲嗣夫妇为干爹干妈。由于自小在书院念过书，又习过武，因而具有当时一般女孩子不具有的单闯社会的勇气和能力。她还去日本留过学，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期她是重庆妇女协会的副会长。宁承忠在担任夔州监督期间因去喻笑霜任老板的“一壶醉”餐馆就餐认识了她，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喻笑霜将荣昌金楠纸扇送给宁承忠，宁承忠一直珍藏在身。在宁承忠心中，喻笑霜始终是除王雪瑶之外的最有好感的女人。喻笑霜长期单恋着宁承忠，但是喻笑霜又绝非要想从王雪瑶手中夺走宁承忠，她知道按自己的条件要成为宁承忠的正室是不可能的。她一直尊重王雪瑶，视王雪瑶为亲姐，她只是把自己定位为宁承忠的妾。宁承忠自从在万县“一壶醉”餐馆得到喻笑霜送他的荣昌金楠纸扇以后，就一直关心着她，了解她的去向安危。当然两人之间还是有分寸的，虽然遇到感情冲动时也发生过肌肤相亲的事，但总的说来，宁承忠与喻笑霜之间是保持着一定距离的。王雪瑶被杀害时，宁承忠已经脱下了官服，成了一介草民，而此时的喻笑霜一点也不因为宁承忠地位身份的巨大变化而远离他，反而急切地提出与宁承忠结婚的要求。令人感动的是，此时的宁承忠却提出了要为王雪瑶守身三年的条件。三年以后，喻笑霜终于等来了这迟到几十年的婚姻。

总的说来，王雨在长篇小说《开埠》中所塑造的宁承忠是一个有个性、内涵丰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成功的艺术形象，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作为清政府官员的宁承忠，按当时科举制度的规定，通过考试获得举人的资格进入了官场。宁承忠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职尽责，廉洁自律，严格执法。面对列强的凶恶、得寸进尺和贪得无厌，许多清政府的官员都是怕字当头，畏首畏尾，甚至狐假虎威，欺凌百姓。而宁承忠则不然，他从初入仕途做夔州监督起到二品的钦差大臣都能做到敢字当头、严格公正处理公事。比如满清宣统年间，当时的清王朝即将走到终点，宁承忠以二品钦差大臣的身份查办重庆商人勾结日本商人走私大烟军火案，他从始到终坚持原则，认真查实证人证言证物，最终弄清了日本人赤井一郎的犯罪事实。当然，宁承忠也是不幸的，他为官的大环境极其不好。一方面是朝廷上下腐败不堪，另一方面列强外患又日甚一日。他个人的作为和努力都付之东流。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他从朝廷大员落入社会底层，成为一介平民，晚年的家庭也遭遇不幸(丧妻丧子)。幸好喻笑霜又与他结为老年夫妻，为他凄苦不堪的晚境增添了亮色。还有宁承忠的子孙们，他们都是满清王朝的掘墓人。王朝覆灭后，他们之中有的参加了革命党，有的经商，有的当医生等等。总之他们在开辟着新的生活道路，创造着自己的未来。

宁承忠所生活的时代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但是宁承忠时代列强给我们制造的屈辱和斑斑血泪史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宁承忠从高祖母宁徙那里传承下来的“宁徙精神”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笔财富将永远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