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找回了历史小说的尊严和自信

——王雨长篇小说《开埠》的写作探寻和历史文化意义

张育仁

重庆作家王雨的长篇历史小说《开埠》，是作者继《填四川》之后，向读者奉献的又一部厚重之作，同时也是一部迥然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义的、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作品。这部优秀的小说集中聚焦于“开埠”这段特殊的历史，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结构中的政治形态、经济形态、社会文化和社会精神意识等等存在形态，进行了细致、生动和具有审美意义的深刻历史反思，因而，使得整部作品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色彩斑斓、充满重庆地域文化风情和地域个性秉赋奇观的世俗生活画卷和精神生活画卷。

在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在文学界对中国一百多年以来的现代化转型历史进行深入探寻和深刻反思的文化背景之下，王雨的这部小说《开埠》，其文化意蕴和历史探寻尤显得非同凡响。从文化类型考查，王雨的这种探究无疑应归类于“新历史主义”的学理范畴;而从小说叙事的立场和策略审视，他的这种写作无疑应归类于“新历史小说”的艺术范畴。

评论家蓝锡麟先生在评价《开埠》的创作特色和历史认知意义时写道：这部作品承续了“长篇小说《填四川》的感人叙事，但可读性更强;而且与《填四川》相比较，视野更开阔。它围绕重庆开埠前后的历史变革，串联广远的时空，会聚各色人物，实有与虚构交织，充分显示出了宏大叙事的创意追求和构架特征。”也就是说，小说写作从一开始就跨越了长期以来正统历史教科书和传统历史小说的道德主义羁绊，而直接深入到对“开埠”这一宏大而悲壮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中国人，特别是重庆人的特殊人生境遇、人性挑战，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探寻和思考之中——从文化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复杂性，尤其是从“新历史主义”视角，去深情地回望和表达他对“开埠”以来这一段特殊历史的重新“发现”与全新理解。在小说叙事展开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无论是朝廷达官显贵还是商贾袍哥、贩夫走卒、各色洋人等等，无论是对重庆、上海、烟台等城市的开埠历史过程和社会风俗人情的演变等等描述和思考，都体现了一个真正的作家所应具有的历史胆识和文学功力，“体现了对固有意识形态的努力超越和深邃诚挚的人文关怀”;特别是小说始终立足于重庆特有的地域文化风情特色，将码头、川江、会馆、乡坝、吊脚楼等历史文化场景，不留痕迹地纳入故事叙述的从容干练之中，并且细致入微地将这一切融贯在人文历史的重新“发现”与独特的艺术化、形象化阐释中。

令人动情的是，小说通过对“开埠”这一宏大历史行程中的具体的人性、诡异的历史、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的丰富性和诡秘性的发现、体认和理解，显示了作家对现代转型漫长而痛苦的历史境域中的中国人，特别是重庆人自身的民族文化根性、地域文化性格和独异的文化心理的揭示和创写。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在沉痛而冷静的历史和文化探寻与反思中，所体现的对苦难而悲壮的历史境域的认知和超越意识，所表达的对历史文化的诗性观照和审美期待，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文化回味空间和历史沉思空间。这样的品读效果，并不是所有的新历史主义小说都可以达到的。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王雨的《开埠》，完全不同于上个世纪流行的那种具有“寓言化心灵化的历史”——那样一种叙事手法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王雨是一个从“革命现实主义”的写作立场和叙事策略中突围出来的、一直怀抱着深挚的重庆地域文化意识和现代人文意识、现实人性关怀的作家。正因为如此，他的这种“新历史主义小说”，就截然不同于先锋派作家的所理解的那种以“营造历史的迷宫，表现现代人的困惑与尴尬”的艺术特色和历史反思面容。同时，也鲜明地有别于新写实派作家醉心于“生存化生态化历史”的那种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文化态度和人文取向。尽管《开埠》也力图从历史观、文学观和叙事策略等多个层面上，期望达到“解构”乃至“重构”有关开埠的这段历史和在这一历史境域中人性、人道和人格的“真实”面貌，但是，它绝不是试图以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取代进化论历史观;甚至也不是试图通过淡化处理历史情境、书写欲望化的历史景观去标新立异。像近年来流行的那种，以悬置政治话语判断的方式，执意要通过“新历史主义”的叙事图谋对“集体体验—意识形态”模式进行质疑和反叛，直至对正统的历史—文学反映论进行质疑和反叛。他认为这种质疑和反叛的姿态是十分可疑和可笑的。

或许正因为如此，《开埠》始终在精神气象和文化品质上，与如上的这两种“新历史主义小说”拉开了距离，因而，使其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精神判断。最值得称道的是：小说别具匠心地通过多层次的叙事结构，营造了广阔的叙事空间、明确了豪迈的精神向度;在人物叠加和多线条的复调叙事策略引领下，将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置放在“开埠”这一宏大而特异的社会历史文化境域当中，去发现和探寻他们各自不同的精神成长轨迹和文化性格秘密，并且使他们在传统人伦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过程中，在重庆地域文化于质疑和抵御“全球化”的戏剧性演变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厚重的历史无奈感和浓郁的乡土文化性格特征。事实上，小说中的重庆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巨变当中，由固守、挣扎到应变、重生的复杂心路历程，可以说是繁花乱眼、惊心动魄的。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就避免了此前许多“新历史主义小说”必然堕入的那种公式化、概念化陷阱。此前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写作，似乎必须在写作立场上、在文化批判理念上“通过强调偶然性因素、构造时空破碎的历史图景、运用‘反英雄’的写作叙述策略、采取闹剧和讽刺剧的情节化方式，通过彰显历史叙述的主观性和人为性，在对历史的诗性叙述中，消解了正统历史小说‘政治—道德’话语的天然合理性”，以此实现由集体话语向个人话语的转向这样的写作模式和思维陋习。

进一步探究，我们会发现：《开埠》之所以能成功地绕过这种“新历史主义小说”写作的时尚窠臼，恐怕就在于作者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历史的清醒和艺术创造的独立品格。因而，他才能洞察时下“新历史主义小说”写作潮流中的种种陈规陋习，进而从这种局限性和荒诞性中脱身而出;才有可能对历史偶然性背后的历史必然性、人性欲望背后的历史文化成因，乃至地域文化性格和道德善恶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演变等等因素，进行深刻的探寻和发掘，最终表达出作家对历史文化和人性隐秘的深刻透视与理解。具体而言，小说在重庆地域文化的广阔历史背景下，通过群像塑造手法及多样性的人物复调式叙事手法，并由此呈现出了开埠历史的酷烈和近现代中国人，特别是重庆人的精神成长的曲折、坚韧和不易，突现出了中国民族文化精神演变、重生的刚健豪迈、敏感顽强。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严格遵循小说写作的艺术法则和伦理规范来实现的。特别是在创造性的细节描写、人物刻画和历史再现中，将小说意象、小说意境与地域民俗文化有机地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作家深厚的历史文化素养和小说写作的创新功力。因而，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写作空间和历史文化意蕴，使作家的写作个性和地域文化个性有机地融为一体。

重庆小说家选择历史小说，特别是选择“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写作策略，以此来建构一种属于作家“个人化”和地域文化“个性化”的小说世界、小说历史和小说伦理，可以说并非始于王雨。同样，对“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写作的立场和策略的诠释和描述，并且将其引向有别于那种公式化和概念化模式的全新路径，也并非始于王雨。但是，重庆作家向来缺乏那种追赶“写作时尚”，向来缺乏对“流派”和“主义”趋附的心机和狂热，应该是王雨之所以有幸未能跌入种种写作“陷阱”的一个重要而坚实的地域文化性格背景。在《开埠》当中，重庆地域文化特有的气质和特有的那种“古老”而又年轻旺盛的独立品格，通过小说叙事中的历史文化演进，将重庆人艰难而执着地希望认知自我、了解他者、以及如何去认识和探寻特定社会历史关系中的人性的复杂性——既充分认知历史苦难而又尽情品尝世俗生活的乐趣，既充分体察人性之恶又充分怜惜人性的弱点等等，可以说，都栩栩如生、真实可信地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而所有这一切，离开了重庆地域文化“古老”而又年轻旺盛的独立品格，是不可能产生这种艺术感染力和文化感召力的。

本来，新历史主义一开始就强调反对文学的纯形式叙事和分析，认为孤立地看待历史和文学，势必将文学与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截然分开，因此强调必须将文学与非文学加以综合描述和研究，才可能达到目的。但是，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思维和写作模式使一些“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写作者完全背离了这一方向和目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王雨的写作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提醒和回归。《开埠》的确是遵循新历史主义小说原初的写作理念，抛弃了传统历史小说那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坚持将历史反思，探寻人性，用小说的逻辑还原历史真实。在深入和生动地发掘历史文化对当下的特殊意义的同时，成功地重塑了以重庆地域文化个性为代表的民族文化精神形象，毫无疑问，王雨的这种探寻和努力，为他自己，同时也为重庆的作家们真正找回了历史小说写作的尊严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