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批次老知青发现记

生活中不能没有发现，历史上不能没有发现。许多时候，我们“发现”的事物其实早已存在，只不过此前我们还不知道，还不了解，还不认识，还不熟悉。更稀奇的是，一些年年月月朝朝暮暮随时随地陪伴着我们的人或事物，我们却并不“认识”，或者说熟视无睹，不明究里，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种现象，有时候真是人生和社会的一大悲哀。

知青现象就是这样。当年当年当年的下乡知识青年们现在都老了，“知青”变成了“知老”，老知青了，都已进入了耄耋之年。那么，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批次”的下乡知识青年们在哪里?我们能不能发现他们，找到他们，了解他们，读懂他们?

我在这里说的“第一批次”是这样界定的：

如果从1954年12月22日河南省郏县32名回乡知青，1955年10月15日上海98名到江西省德安县落户垦荒的下乡知青算起，此后团中央在全国组织了10多个省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两三年间全国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奔赴农村，投身农业，这算不算我国后来长达半个世纪的如浪如潮的3000万下乡知识青年的“第一批次”?

本文要记述的，就是这新中国“第一批次”老知青中的一批302位，他们是怎样走向大巴山区，在山里度过青年时代，中年时代，进入老年时代，然后在60年后才被“发现”的。

(一)

这是2015年6月25日，党的94岁生日前夕。位于重庆市东北角大巴山南麓的革命老区城口县，迎回了100余位年龄在75岁至83岁的耄耋老人——1956年2月响应党和毛主席支援山区农业合作化建设，从万州、开县来到城口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当会计的知识青年。60年间，城口人民一直将他们这批知青亲切地统称为“会计妹”(没分性别，委屈男人们了)。这次是城口县委县政府组织的“万开知青支援城口农业合作化60周年纪念活动”，这些还活着的，还坐得车走得动路的老人，大都精神矍铄少数被牵着扶着回到了城口，一部分留守城口的会计妹也参加了活动。

一个甲子过去了，会计妹已不再是会计妹，会计妹仍然是会计妹，容颜已改，初心不移，一部分已逝去，大部分尚健在，此番白发鹤颜，重游故地，人人都可以想象得到，那将是怎样的一种感人场景，怎样的一番倾诉衷肠!

笔者作为1965年下乡到城口，晚他们10年的“中知青”，被特邀参加采访了这次纪念活动。25日到29日，5天时间里，100余名会计妹出席了县里举行的座谈会，参观了新县城、红军公园、革命历史纪念馆、河鱼乡高山移民新区、青龙峡和亢谷风景旅游区，还探望慰问了留守城口一直当农民又患了癌症的老知青应茂如，守孀的会计妹蒋太云。抚今追昔，睹物思情，那种感慨之情激荡之情悲喜之情用语言实在难以形容!

在6月25日举行的座谈会上，城口县长黄宗林讲了这样一段话：

“翻开城口历史发展的篇章，不仅有老红军英勇战斗的场景，更有那些曾用青春与生命开创历史，沉淀光荣的知青身影。城口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知青’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称谓，这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在城口人心中有着特殊的情愫，熟悉，亲切，令人感动。1955年，毛泽东向全国知识青年发出号召：‘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才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一场涉及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拉开帷幕。城口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迎来了各位老前辈支援城口山区的建设。1956年2月，万县、开县302名知识青年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背上行囊，在亲朋好友的叮咛声中，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徒步15天，行程近千里，怀着建设新农村的目的和向往来到山区，投身城口农业合作化开发建设大军中。这就是城口人民60年来亲切呼唤的‘会计妹’……”

如梦初醒，如梦初醒啊!县长一段十分正常、十分准确的评价之语，总结之语，似乎揭开了一个早就应该不是秘密的“秘密”：这批1956年从城市来到城口山区的“会计妹”，起初并不是民间多年传说的上面派遣的“工作同志”，“脱产干部”，“干部配偶”，而是地地道道的自觉自愿的下乡知青，一杠子插到底的农业社的农民!

几十年来，位于川陕交界处的僻远城口县，从建国初期便开始有干部被调派进来工作。但提到成批的下乡知青，人们就想到1963年的重庆茶林场工人，1964年的万县林场工人，1965年的万县社办场知青，1966年的万县民办教师……再往前呢，没有了，不清楚了。谁料到那年300多名“会计妹”就是老资格的成批的地地道道的城市下乡知识青年?数十年间和城口人民反复在各个农业社各个公社各个乡镇单位各个县属部门打照面打交道打亲家打“平伙”的熟得不能再熟亲得不能再亲的某某某某某某就是属于新中国“第一批次”的支援山区的开拓者垦荒者建设者，就是开发建设大巴山区城口县的头号大功臣?

60年弹指一挥间。历史要找到他们，人民要找到他们。他们对城口山区献了青春献子孙，献了子孙献生命，城口山区要给他们请功，要给他们写史，要给他们树碑，要给他们立传!

(二)

这大约算是这批人人生最初的旅程，应命而生、应运而生、应约而生的旅程。

1955年，随着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波澜壮阔地展开，位于大巴山腹地“老少边穷”的城口县，很快建立了几百个农业初级合作社，实现了全县合作化。但是，“架子”搭起来了，内容呢?千百年刀耕火种、文化落后的大山区，农村认识扁担大个“一”字的人没几个，还靠着结绳记事、谷粒记数过日子哩，合作社谁来记账?何况全县一下子成立了几百个合作社?

告急，告急!农村急需懂得数数码码的“文化人”!没法子，县里当即向上级领导部门万县地委和行署打报告求援。这是大事啊，这是大局啊。毛主席不是有关于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批语么，上有号召，下有需要，万县城镇也有中小学毕业生不能找到工作的巨大压力，天时地利人和，何乐而不为?

于是，1955年下半年，在万县地委、行署的布置下，由青年团万县地委、万县市委牵头，在万县开设了为期7天的支援山区农业合作化会计培训班，组织立志建设农村、献身山区的热血青年参加培训，以适应农村的需要。因城口当时成立了302个农业合作社，万县培训班就“比着箍箍买鸭蛋”，招收了320名学员，学习基本的财会知识。培训结束时，273名学员领到了结业证，后又从开县县城招收了29名学员，共计302人，组成了万县地区支援城口农业合作化志愿队。

真的全是自愿啊。最大的20岁，最小的15岁，年少气盛，涉世未深，都憋着一股扎根山区、占领山头、服务农业、奉献青春嗷嗷叫的劲头，恨不能立马就动身。有个还不满15岁的小姑娘，听说因年龄太小没批准她去，哭着闹着找地段扯皮，说是你们凭啥不让我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后来好说歹说才把她诳住。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江城万县，人们对这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众说纷纭，广大的干部群众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和热情。写慰问信……捐款捐物……送纪念品……领导接见……开欢送会……

这一群小学、初中毕业或未毕业的男女青少年那些日子真是激情难抑，彻夜难眠。不知道城口在何方，有多远。不知道此去吃哪里，住哪里，待多久。不知道去了以后将来会怎么样。反正红心交给党安排，千山万水无阻挡!有人编了激越的歌曲传唱：“飞奔在广阔的大地上，我们的青春闪耀着光芒……”就这样于1956年2月1日，在传统春节即将到来的寒冬腊月，大多数知青从万县城出发，步行三天后和开县的战友会合，一起继续向城口进发。

万县到城口200多公里，到开县才走了几十公里。接下来，山更大，路更险，所需时日更多。开、城两县之间横亘着的连绵大山叫“狗儿坪”，建国初期土匪出没，曾发生过暴乱事件，常常是一走几十里不见人烟。这批从小没离开过爹娘的“少爷小姐”们哪见过这样的地方?哪经过这样的大苦大累?光听一些地名就令人生畏：“灵官庙”、“手扒岩”、“空欢喜”、“一线天”、“七十二道脚不干”、“莫家坡”、“鬼见愁”……一路上吃的是偶尔一家农户或幺店子的野菜包谷米饭，住的是“背二哥”歇脚的天穿地漏的窝棚，喝的是山泉水，很多人走得鼻塌嘴歪，精疲力竭，手臂被荆棘划出伤痕，脚上打起亮泡，有的不知哭了多少回……

进入城口地界，燕子河、七雁山、梆梆梁这些高山河谷又挡在面前。没法子，又走啊，爬啊，蹚啊，凭着年轻苦中作乐，凭着信念咬牙坚持，整整走了15天，从腊月十八走到正月初三，走过了15岁或者16岁17岁18岁19岁20岁的新春佳节，好容易走进了“好个城口城，山高路不平，两人不能并排走，双脚走成一字形;好个城口县，衙门像猪圈，大堂打板子，全城都听见，上街摔跟斗，下街捡草帽”的目的地城口县城。

稍事休整，知青们就被分到全县各个农业社担任会计，住进了各地茅草搭棚石瓦盖顶竹儿糊墙灰坑煮食的农民房东家，当上了“会计妹”。户口是农村户口，国家每月给每人3元零用钱，40斤包谷，2斤腊肉，1斤猪油。除了晚上点起桐油灯、松明子做账，白天还得和社员们一道出工做农活。闲下来还教农民识字，唱歌，跳舞，一来二去，农民们都把这些远方来的知青娃娃当成宝贝，当成自家人。

岁月流逝，青春消减，随着县里工作的需要和农村中小学生毕业回家的人数增多，会计妹们东一个西一个被安排进了社里区里县里的广播站、邮电局、信用社、供销社、税务局、财政局等单位工作。小小城口县城和更小的区、社，转去转来碰见的都是这些会计妹。一个个年龄慢慢大了,自然得谈婚论嫁。有的会计妹嫁给了各级领导干部(当然不是下乡前人们所说的全由组织安排的)，有的和各地大城市进城口的“支边人员”结了婚，有的嫁了娶了城口职工，有的娶了嫁了本地农民，更多的是会计妹和会计娃配了婚，还有的因各种原因离开城口，有些人就此夭折在山里……

(三)

话题又回到会计妹支援城口60周年大聚会。许多会计妹都说，这多半是我们这批人今生今世最后一次集体结伴回城口了。作为随行记者，笔者为这些与自己有着相同经历的更老的知青所感动，活动结束时采写了长篇通讯《年少青春献边城 耄耋重游大巴山——万开知青支援城口农业合作化60周年纪念活动纪实》,发往重庆知青文化研究会编辑出版的《重庆知青》杂志。没想到这篇文章无意之间提供的信息，引起了研究知青编年史的知青们的注意。研究会的老知青贺岩、戎晋生打来电话，说是1956年2月这个时间点将目前掌握的重庆知青最早下乡的时间提前了好几年，这是知青编年史上的一个重大新发现!随即，笔者向研究会推荐了当年“会计妹”和这次纪念活动的组织者张君太、张承玲、张经棋等人。他们给研究会寄去了60周年活动纪念册，还邀请贺岩他们前来参加2015年12月19日的会计妹聚会。

这天，万州(原万县)沙龙公园，40余位“会计妹”聚在一起，喝茶，座谈，唱歌，跳舞，打牌。专程从重庆赶来的贺岩、戎晋生等三人，在会上对会计妹进行了采访。同是下乡的老的和更老的知青，有着相同的苦难经历，有着太多的共同语言，有着一样的思绪情结，大家畅叙友情，共表衷肠。贺岩他们收集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接下来，2016年1月18日，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知青专题组一行三人，专程到重庆采访“文革”前老知青，万州、开县老知青代表张承玲、张经棋、刘兴华专门赶到重庆，一起接受了采访。

60年想来漫又长，其实弹指一挥间。当年302名会计妹，已有大半离开城口，目前还有60多人留守城口，6人一直待在乡下当农民。有近40人已去世，活着的许多人已疾病缠身，行动不便。许多老知青的子女、孙儿在城口工作，成家。真是“献了热血献青春，献了自己献子孙”啊!进城口时年龄较大的刘本湘，60年一直在区乡工作，并在农村安了家。他的6个子女也大都安排在城口工作。数十年间他曾被评为优秀党员，他家被评为“党员之家”。张经棋全家三代共19人，她本人一直待在城口，退休前在二轻局工作。她丈夫退休前是建行职工，三个女婿都在县属单位工作，大女儿是1976年的下乡知青，她家的经历应证了“铆定青山不放松，革命后浪推前浪”的道理。

新中国第一批次的这批老知青，就这样从尘封了60年的历史中被“发现”出来，进入了中国知青的档案。也许作为事件来说，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但作为生生不已的人生征途，一切都还在继续，一切都还有希望。许多新的事物，新的苗头，新的寓意，也许还要等着人们去发现，去关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