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镜听和《青年十九》

（作者：欢镜听）

年少立志，容易;实现理想，不容易。

万里长江流经四川省江津县(现重庆市江津区)地界时，围着一座叫做鼎山的大山绕成“几”字形，本地人称作几江，又叫几水。

二十世纪的一九八五年，年仅十九岁的业余作者、农村青年欢镜听沿几水开始了一次文学漫游，旧式说法叫做采风，现代说法叫做体验生活。不过，欢镜听为这次行动取名“几江行”。

需要说明的是，当年，欢镜听还在一家乡镇建筑公司打工，公司里有几位热爱文学的建筑青年。原本，“几江行”是他们提出的计划，欢镜听仅仅是听从他们的召唤，属于充数的配角。可是，等到行期临近，欢镜听惊讶地发现他们几位没有一点“几江行”的准备。欢镜听终于想起，在这以前，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计划“先写短篇、次写中篇、后写长篇”，似乎，在欢镜听的记忆里，他们中没有谁真正把计划实施下去。于是，欢镜听一横心，孤身一人，开始了他原本充数的配角、现在却成为独角戏的“几江行”。

一位十九岁文学青年的长河漫游。

“几江行”的结果，便有了四个中篇小说：《青美渡口》《几渡野情》《夜航船》《野火子》。

《青美渡口》脱稿后，欢镜听忙于生计，将稿件压在书柜中。没料到，这一压居然就是十九年。二○○四年六月，《青美渡口》在一家著名的文学月刊全文发表，而且是作为该刊当期最重要的文章排列头条。欢镜听感谢这家月刊的扶掖，然而，也留下了很大的遗憾——文章发表前，没有任何人通知欢镜听，文章发表后，也不见样刊。欢镜听无意中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小说月报》上发现作品预告，兴奋地写信给杂志社。可是，在后来的三个多月中，欢镜听寄出去的几封信都石沉大海。最后，他只得自己掏钱买了几本样刊。至于稿费，直到欢镜听写作这篇文章时仍旧不见一分钱。

《几渡野情》脱稿后，第二年即二十世纪的一九八六年，深圳市文联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特区文学》第四期全文发表。作品问世后，珠海电视台导演张枫女士曾萌生过将其搬上荧屏的想法，并委托峨眉电影制片厂的编剧钱导远先生将其改编成电视剧本，后因种种原因，未果。

《野火子》的遭遇如同几水，比较“弯”曲，比较“几”江。

《野火子》脱稿后，最先投给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主办的《现代作家》月刊，编辑李仑先生非常欣赏这部中篇小说，没有发表的原因是“字数太长了”，李仑先生在写给作者欢镜听的信函中说：“我在主编那里力争过了，无奈《现代作家》篇幅太少，每期只发一个两万字左右的小中篇，《野火子》看似松散，迷人之处恰在散散淡淡的字里行间，如果删节掉若干文字，就没有味道了。”欢镜听转身投给深圳市文联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特区文学》，很快采用，谁知，半年后，该刊寄了一百二十元钱给他，信中抱歉地说：稿件在送印刷厂途中“掉”了，这笔钱算作赔偿。欢镜听又将其投给安徽省文联主办的《清明》，不到一个月，编辑胡家柱先生从北京寄来一信，信中说：他正在北京参加全国短篇小说评奖活动(胡家柱先生是评委之一)，《野火子》采用了。然而，没过多久，欢镜听又忽然接到一函，告知《清明》与《安徽文学》合并为一刊，仍旧叫《清明》，两刊合并后，原《清明》留下的备用稿全部退还作者。接下来，欢镜听将《野火子》投给地处成都的大型文学期刊《峨嵋》，同样不到一个月，《峨嵋》来函，让欢镜听耐心等待。结果，这一次，欢镜听耐心了一千年，也等待了一千年。——欢镜听投稿时，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等到他确信《峨嵋》消失时，已经是二十一世纪的二○○五年元月份了，跨了一个“新千年”。原来，刚出生就夭折的《峨嵋》，创刊号就是终刊号。至于《峨嵋》为什么来去匆匆?欢镜听不清楚。他只知道，曾经青春年少的《野火子》在《峨嵋》编辑部沉睡了“一千年”，算得上标准的国家一级文物了。

当然，这是玩笑了。

在这期间，云南省大理州文化局主办的《大理文化》双月刊、河北省石家庄市文联主办的《女子文学》月刊，分别以短篇小说的形式选发过《野火子》部分内容。四川省江津市文联(现重庆市江津区文联)还以单行本的形式印刷过两千本小册子，作为内部读物在文朋诗友之间交流。《重庆农村报》的副刊编辑康仁明先生在一位文友家中偶然读到这份内部读物，异常兴奋，当即给欢镜听写来一函，索要两册，准备在《重庆农村报》连载。《重庆农村报》是一份四开小报，每周出版一期。在康仁明先生的设想里，《重庆农村报》每期以一个整版的篇幅连载《野火子》。可是，遗憾又一次降临到欢镜听头上：就在万事俱备时，这股东风忽然消失了——《重庆农村报》停办了。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二○○五年三月，欢镜听将《野火子》投给甘肃省文联主办的《飞天》文学月刊。二十几天后，他收到一条手机短信，发信人叫赵剑云，《飞天》的女编辑。她说：《野火子》采用了。这一次，“遗憾”没有再次发生。半年后，二○○五年九月，《野火子》终于在《飞天》文学月刊全文发表，标题改名《艳花涩果》。

《野火子》自二十世纪的一九八五年脱稿以来，历经二十年的磨难，终于在二十一世纪的二○○五年九月问世，算起来，二十岁，刚好是一个姑娘可以名正言顺、昂首挺胸嫁人的年龄。

时光匆匆，又一个十年过去了。

二○一五年四月，重庆市作家协会举行“都市作家丛书”征稿。欢镜听将十九岁时创作的四个中篇小说辑为一卷应征，为纪念曾经风华正茂的十九岁，书名就叫《青年十九》。评委们经过一年多的审读与筛选，最终，从众多应征稿中确定十部，《青年十九》以“纯净情感，美丽乡愁”拔得头筹。二○一六年六月，重庆出版社将《青年十九》列为“都市作家丛书(十卷)”之首出版发行。

有些朋友极其认真地对欢镜听说：三十年前的“习作”在时隔三十年后能够“胜出”得以出版发行，说明《青年十九》不是一部短命的应景之作，她是有绵长生命力的文学作品。然而，面对变成铅字的单行本《青年十九》，欢镜听心中的“遗憾”更大。——有些“遗憾”是致命的!比如《青年十九》，倘若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表出版，一定会有不错的读者反响。毕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岁月。在那些日子里，文学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连各类报刊上登载的征婚启事，许多征婚者往往会强调自己“热爱文学”。三十年后，等到《青年十九》出版时，“热爱文学”已经变为“有房有车”，文学岁月早已转化为经济时代。这种情形下，欢镜听当年从“几江行”中采风出来的精神食粮《青年十九》如同一片树叶在中国农历八月份中滑进钱塘江，淹没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钱塘潮里……

真是让人感慨!

今天，当欢镜听重读《青年十九》这本集子时，读着当年熬更守夜写下的稚嫩文字，在叹气遗憾的同时却也深感欣慰，毕竟，十九岁那年，欢镜听没有虚度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