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中的“梁上泉传奇”

有幸获得一本《小白杨——梁上泉词作歌曲选》，接连几天，“梁歌”回响在我的居室，或者播放其光盘，或者照着其歌谱哼唱。听“梁歌”，唱“梁歌”，自然就想起数十年来群众性的热爱、阅读、演唱、学习和研究“梁歌”以及“梁诗”等作品的种种故事和情况。有些不无传奇。

黄杨扁担挑的其实不是白米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一家军事工厂工作。那年文艺汇演，我夫人在厂里分管这方面工作，她很着急地问我能不能找到《黄杨扁担闪悠悠》的歌单？因为演出队非排演这个节目不可。我几年前曾到市歌舞团拜访过陆棨，就试着向他写信询问，未想到他很快回信寄来了歌单。我一看上面写着“梁上泉词 金干编曲”，很高兴，到演出队讲了梁上泉如何如何，他们倍受鼓舞，演得很好，捧了一个奖杯回来。

实际上《黄杨扁担闪悠悠》从1958年创作出来以后，由于其风趣幽默的歌词意境和朗朗上口的民歌曲调很快就在国内流行起来，还由当时的四川艺术团带到国外演出。至今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那根扁担仍不时在人们面前闪悠悠。第2届重庆文化艺术节开篇之作《巴歌渝舞》中就有它，俨然成了重庆一个传统的标志节目。

却未能料到，它的流行竟然闹出了一场影响颇大的“官司”。由于其曲子吸收了秀山花灯调，因此秀山县认定它是秀山民歌。与秀山相邻的酉阳县，因为过往的民歌中有“挑挑白米下酉州”之句,提出“梁歌”中的“挑挑白米出山沟”显然是对酉阳民歌的改造，应属于酉阳民歌。正在双方争得不可开交之际，中央电视台打算制作一个有关专题节目，消息传来犹如火上加油，两县都把这首歌当成自己的“县歌”般给予高度重视，县领导亲赴中央电视台，据理力争。结果谁也未能说服对方，专题节目则不了了之。

我无意裁决他们的争论。之所以重提，另有考虑。

思考一。在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还要不要民族化、本土化？在“表现自我，回归心灵”之风甚嚣尘上之当下，还要不要群众化？现在有一股风，似乎讲现代化、世界性就是全盘西化、欧美化，就是一味地“与世界接轨”，把民族的地方的群众的当成落后的加以抛弃。实际上毛泽东提出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群众喜闻乐见，鲁迅的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仍不失为真知灼见，饱含着艺术辩证法。梁上泉的歌词创作数十年来坚持向民歌学习，从中汲取营养，走出了一条民族化、群众化道路，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是明证。他不论在家乡，还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民歌、童谣、民俗诗歌等具有浓厚兴趣，悉心采集，用心揣摩，变成营养，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因此他的作品真正可以称得上“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被群众喜闻乐见。上面那根扁担要我说它既不完全是秀山民歌，也不纯粹是酉阳民歌，而是吸收了民歌营养，经过改造了的一首典型的“梁歌”，黄杨扁担所挑的其实不是白米，是梁上泉对民歌，也是群众对“梁歌”的喜爱，是数十年来源源不断地让几代人品尝的宝贵精神食粮。

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作品在本书中占有很大比例，光扁担就有3根，除了这根，还有《扁担谣》《一根扁担》，都是吸收了民歌艺术营养，从群众中来；又受到群众喜爱，到群众中去传唱开的优秀作品。

《小白杨》唱的其实不是那棵树

1976年，我从军事工厂调到我的母校——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不久结识了梁上泉，后来他成为我加入重庆作协的介绍人。1986年底的一天，我在北京为自己写的一部电视片录制主题歌。所请歌手是演唱梁上泉作词的歌曲《小白杨》《峨眉酒家》而出名的阎维文。当阎维文听说我从重庆来时，就问我认不认识梁上泉，我做了肯定回答，他让我回去后代向梁老师问好。后来有一次他来重庆演出，我到后台看望他，他认出我后，又让我代向梁老师问好，说行程安排很紧，实在无法分身。看得出他对自己成名曲的作者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和感激。我那次录制主题歌，只给了阎维文50元“误餐费”，这和后来他的出场费据说曾高达数十万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首主题歌虽然次年成为《解放军报》向全军推荐的4首绿化歌曲的第1首，但与阎维文的成名曲传遍天下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且说《小白杨》经阎维文演唱后，很快风靡全国。在歌唱《小白杨》的热潮中，甚至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新疆裕民县的塔斯堤边防哨所有一个故事和《小白杨》歌中的情景十分相似，当地就此认定《小白杨》就是写的这个哨所，并正式把它命名为“小白杨哨所”，以至于成为当地一个有名的旅游景点。

思考二。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源泉，这一原理在网络时代还要不要坚持？有人提出现在点击网络就可能知道一切，而且今后的写作会更多地依靠网络，因此发生怀疑。其实网络是“流”而不是“源”，网络上的东西归根结底来源于生活。没有生活而只靠网络这种“遥远的抚摸”，肯定是隔靴搔痒。梁上泉数十年来诚心诚意地笃信生活，勤勤恳恳地深入生活，老老实实地在生活中学习、发现、创作，是他取得成就的根本经验和“诀窍”。笔者曾有幸与他一同到西藏参加笔会，亲见他对许多事物都特别感兴趣，认真听，仔细看，虚心问，发现什么想到什么就掏出随身的小本记录下来。我还见他头天不论睡得早晚，第二天总是一早起来，手里拿着小本，在宾馆院子里边散步边思考着什么，不时看看小本或停下来往小本上写点什么。如果没有数十年边疆、军营、农村生活的积淀，没有对边防战士深切的了解，没有对祖国北方众多白杨树的直接感悟，只靠关在屋子里打开网络就能写出感人至深的《小白杨》，是难以想象的。《小白杨》从根本上说，不是唱的那一棵树，是唱的边防战士。那棵树是人格化了的树，因此歌词原作头两句是“一棵小白杨，站在哨所旁”。很多人把“站在”唱成“长在”，是对原作的降低（此点错误本书也未能校对出来）。接下来的“根儿深，干儿壮”，自然也有着深广的含义，是指战士的根在遥远的家乡，人民群众的沃土使他们像白杨树般茁壮成长，这实际上已经是对生活本质的高度把握和形象概括。

梁上泉写出《小白杨》，以及《小白杨》的出名，不是偶然的。梁上泉童年时代对家乡的红军就有接触，他的一位叔爷和一位堂叔参加红军而牺牲，在他幼小的心灵打下深深烙印。他早年的军旅生涯，以及后来多次到部队体验生活,使他的笔触很早就对边防军、军民鱼水情等题材情有独钟，并一直坚持创作此类作品。本书中《光荣，祖国的哨兵》《边防军的歌声》《清水烧茶敬亲人》《夜歌》《军民同饮团结茶》等都是这方面内容的歌曲。因此尽管他早已转业到地方，但解放军总部、许多部队的官兵始终把他看做军旅诗人、作家，多次邀请他重回军营，把他视作自己的光荣和骄傲。

“峨眉酒家”其实不在峨眉

梁上泉向我赠送本书时，委托我给姜明带一本。姜明曾是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一位男高音歌手，几年前调来我院。他与梁上泉早就认识，这次梁上泉出版本书时，请他演唱了歌曲《峨眉酒家》。这一下我恍然大悟，怪不得听光盘时觉得不像是阎维文的声音，而且歌词也不同了。

这里边有一个曲折故事。1982年，梁上泉发现新疆戈壁荒滩上有一家四川夫妇开的饭店，名叫“峨眉酒家”，服务态度好，饭菜质量高，很受欢迎。他心有所动，很快写了诗歌《峨眉酒家》，发表在《人民文学》，原诗开头两行是“一片戈壁，一片黄沙”。

到1984年，他应邀参加北京全军创作会议时，去看望阎维文。阎维文很热情，亲自下厨做菜款待他。当时阎维文已做好参加全国第二次“青歌赛”准备，选唱的歌曲就有士心谱曲的《峨眉酒家》，但梁维文发现歌词被修改了，开头两行为“一片竹林，一片桃花”。

梁上泉能理解修改者的本意，外部环境改到四川乡下，可以省去原词理解上的一道弯，曲谱也具有浓郁的四川地方特色。但题材和主题却完全变了。当时有一个情况，使梁上泉没有提出把歌词改回去的要求。就是正当其时，阎维文的妻子患了重病，阎维文因此提出放弃参加“青歌赛”，好有时间照顾她。而妻子为了支持他的事业，无论如何执意让他参加，甚至说他如果不参加，就拒绝治病。为了不为阎维文参赛增添麻烦，也为了安慰他的妻子，梁上泉违心地同意阎用修改后的歌词去演唱。

阎维文参赛，获了金奖，一夜走红。很快出了名为《峨眉酒家》的盒带，全国随即到处响起了他高昂的“一片竹林，一片桃花”的歌声。他还随团到日本演出，《峨眉酒家》征服了东瀛的歌迷们。这首歌一唱就是20多年，一切似乎已成定局。

然而梁上泉始终心有不甘，2008年再次到京时，他对阎维文谈了自己的意见。阎维文同意把歌词改回去。但谈到请阎维文重新演唱、录制时，他的经纪人说阎维文非常繁忙，一时无暇顾及。这样，梁上泉在编选、校对本书时，恢复了歌词原作，无奈请姜明重新演唱、录制。

思考三。对于作品来说，题材是血肉，主题是灵魂，今天这一至理是否已被淡化？应不应淡化？已被淡化非常明显。眼下很多歌曲的歌词词义含糊，意义不明，逻辑混乱，听歌的人不知所云，唱歌的人不知所以，有的连专家们经过认真研究也得不出明确结论。这样的歌就谈不上什么题材和主题。题材和主题淡化还源于片面强调歌曲的娱乐功能，而忽视其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我这里倒不是说被修改了歌词的《峨眉酒家》没有血肉和灵魂，但它的血肉变了，把“戈壁、黄沙”变成了“竹林、桃花”等等；它的灵魂也变了，把讴歌边疆建设者变成了展示内地农家风情。

作为有追求的艺术家，梁上泉一向注意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提炼。在题材方面，他特别在意和善于发现、发掘、掌握那些真实、典型、新鲜、独特、直观、易感的新领域和新材料，做到人人眼中有，而人人笔下无。拿《峨眉酒家》来说，四川人在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开饭馆的多了，什么“正宗川菜”“川菜大王”“老四川”“重庆火锅”等等随处可见。但一般人对这些是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他却能把不起眼的现象作为创作题材，极力营造出典型环境、典型形象。在主题方面，他向往和浓缩的是正确、鲜明、新颖、深刻、集中、突出。他的“峨眉酒家”其实不在峨眉，而在遥远的西北边疆，几个字句的改动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梁上泉选择题材和提炼主题的功力，还表现在本书其他许多作品上。如歌剧选曲《红云崖》先后修改达14遍。

《茶山新歌》其实不是贵州民歌

上世纪50年代初，梁上泉在云南边疆发现当地的姑娘们特别喜爱边防军官兵，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创作题材。但这在当时是一个禁区，部队规定不准与驻地女青年恋爱、结婚，文艺创作不准反映部队官兵的爱情生活，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几年后，他在云贵接壤处发现那里的采茶女也特别喜爱边防军官兵，而且委婉地表达爱意。这不但加深了他对这一题材的关注，而且在创作方法上也得到了启示：不让我爱她可以做到，不让她爱我做不到。不久他在《人民文学》发表了诗作《茶山新歌》：

……

我默默地想呀悄悄地问：

你家乡有没有这样的茶林？

茶林里有没有采茶的大姐？

大姐里有没有你心爱的人？

……

诗深情动人，一发表就引起热烈反响，很快全国各地许多作曲家为之谱曲。《茶山新歌》是对禁区的一个突破，尽管是小心翼翼的迂回式的突破，但毕竟把笔触指向了禁区的栅栏，因此它遭受到一些责难，引发了一些争论。有意思的是《茶山新歌》不知怎样被传入了海峡对岸，误传为“贵州民歌”，其歌词把“边防军”统改为“弹琴的人”，而歌名也被改为《茶山情歌》。

台湾《葡萄园》诗社社长金筑老先生，一次参加与重庆诗人的联欢，说有一首贵州民歌在台湾很流行,大家想不想听？大家当然想听，于是他唱起《茶山情歌》。待他唱完，有人问他知不知道这首歌的作者是谁？他说不知道，民歌嘛，作者一般都是无名氏。当大家告诉他那是误传，其歌词作者此刻就坐在他对面，就是诗人梁上泉时，他走过去，紧紧握住梁上泉的手，动情地说，这首歌我唱了几十年，原来你就是它的作者，你可真是一个有名的“无名氏”啊！

思考四。目前，在文艺创作上人为设置禁区、划“斑马线”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还要不要创新？要不要突破？应当看到新的情况下容易出现两个新的问题。一个是误认为完全没有禁区，不需要突破、创新。实际上，禁区是一直存在的，除了人为划定的禁区，还有思想观念上包括作者自己思想观念上的禁区；除了创作题材上的禁区，还有创作方法上包括作者自己因袭固守的创作方法上的禁区。我们经常谈论的当下平庸之作泛滥而精品力作太少，其根源不就是未能突破和创新嘛！另外，突破和创新也不完全是针对禁区而言，它是文艺创作的一条根本规律，要使作品新颖而不落俗套，表现作者独特感受和独特风格，避免千人一腔，万人一面，非突破和创新岂能哉！就拿爱情歌曲来说，虽是“永恒主题”，但也只有写出新意写出特色才有价值。梁上泉是一位写爱情歌曲的高手，本书中《情哥到我家》《龙灯闹新春》《秋千架下》《绣手巾》《别后情》等，尽管都是爱情题材，但不论是取材角度，还是表现方法都互有不同。

另一个是误认为不设置禁区就可以胡写乱造，并且把这些东西当做突破、创新。君不见一些作品中，损害民族感情者有之，不顾人格尊严者有之，一味追求荒唐怪诞者有之，庸俗媚俗低俗粗俗者有之，还动不动标称为“先锋”“新潮”等等。实际上真正的突破和创新，一不能割断传统，是在继承基础上的突破和创新；二不能失去坚守，是在坚守前提下的突破和创新。有时候敢于继承敢于坚守本身也是突破和创新。本书所选梁上泉的许多歌曲，如抒情歌曲《我的祖国妈妈》《月落歌不落》《小放牛》《你莫愁》，叙事套曲《绿宝石之歌》，影视歌曲《小小石榴树》《梦里红花朵朵开》《风雨同舟更同仇》等等，在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坚守与突破关系上，都堪称范例。

“梁歌”“梁诗”其实就是一杯杯美酒

2009年5月间，我的老同学，也是学生时代共同热爱文学的挚友阎道伦等二人，从老家来重庆旅游，听说我要参加重庆新诗学会的活动，就提出放弃原计划，与我同往。那天他们见到梁上泉等好几位重庆著名诗人，十分高兴。回到老家后给我打电话说，此行有很多收获，排在第一位的是亲眼见到了心慕已久的梁上泉。

2010年5月的一天，重庆一批诗人到大渡口区采风，车上我与《重庆文学》编辑部的张华坐在一起，他向我谈起年轻时如何热爱文学，就背诵起“梁诗”，一首又一首，接连好几首，我连连称奇他的背功，也称奇“梁诗”在一代青年人心目中的地位。

更有甚者是成都一家企业党委书记苗长江一生钟爱“梁歌”“梁诗”的故事。那年他带队到梁上泉的家乡考察时，与县四大班子领导共进晚餐，席间县长敬酒，苗长江为了少饮酒，提出用唱“梁歌”和背“梁诗”的办法表达对大巴山人的敬意，经同意后，他唱一首“梁歌”或背一首“梁诗”，县长就喝一杯酒。约半小时后，县长不胜酒力，提出请人代喝。未想到此时苗长江正在兴头上，不但同意另请人代喝，而且提出，往下他唱或背两首，代喝的人喝一杯；他如果错一字或一音，自裁两杯。当晚他一口气唱、背“梁歌”“梁诗”30多首，传为美谈。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沙鸥在《人民文学》发表《成长中的青年诗人——谈梁上泉的诗》起，50多年来，梁上泉及其作品一直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界、文艺理论界以及各种媒体关注的对象。有无以计数的评论、研究文章发表。做过无数次的专访和专题报道。在多部文学史著作中都有其专节加以论述。在数十部工具书中收有梁上泉及其作品的词条。

思考五。专家们往往为艺术品的评价制定了很多标准，比如思想标准、艺术标准、技巧标准、形式标准等等，可称作内部标准，一般在各该艺术圈子之内使用。现在从操作层面又为艺术品的评价制定了许多所谓量化标准，比如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等等，可称之为中间标准，一般由评价组织者、实施者使用。越过这两个圈子，把艺术品拿到社会上，则会有另一个标准，就是实践标准、群众标准，按其实践的效果，即群众对之喜闻乐见的程度评判其高低优劣，可叫做外部标准。

“梁歌”“梁诗”等许多作品，已被大批专家、学者用内部标准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研讨、评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完全可以说明问题。至于它的中间标准，由于我手头缺少统计数据，不敢断言，但仅从阎维文的出场费来推测的话，《小白杨》一首歌在他的“票房收入”中恐怕就不是一个小的数字。如果觉得这两个标准比较复杂，除了专家、学者，组织者、实施者外，一般人难以把握，那么跳出这两个标准，用外部标准来看，就更加简捷和明显，他的作品长时间地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和爱戴，是基本事实。这样说来上面所谈苗长江以唱、背“梁歌”“梁诗”抵对饮酒，之所以传为美谈，根本原因就在于“梁歌”“梁诗”本身，其实就是一杯杯美酒，精神的美酒，比起物质的美酒来更加芬芳醉人。

传奇这个词有好多意思，在这里指人物行为和造诣超越寻常。“梁上泉传奇”特指其歌其诗在群众传播中产生了许多不无离奇的情节。需要申明的是，传奇小说和戏剧往往有很多人为编造的东西，而“梁上泉传奇”乃确有其事，因此本文叙述中力求把有关人名、地名、事情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免生谬误。本书出版为梁上泉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文本，可喜可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