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县衙门地上地下

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一月的一天，重庆府巴县磊石轩，知县王尔鉴一边捋着下巴胡须饮茶，一边翻阅书案上那部刚刚刊印成的《巴县志》。面对这部总共17卷，厚达1200多页的巨著，王尔鉴不禁发出一声长叹：“唉，十年了，总算完成了。”

磊石轩是一幢三面有窗一面有门的轩亭式木屋，建在巴县县衙内一座由石头和砖块砌成的高台上。高台长约六丈，宽约四丈，站在那里，前可看滔滔东去的长江，后与城内制高点金碧山相望，视野开阔，江风凉爽。王尔鉴是河南卢氏（今河南卢县）人，对大山大水景观格外喜欢，升堂办公之余常来此赏景、阅读、编书。“磊石轩”也是王尔鉴自己命名题写的。

王尔鉴编纂的《巴县志》，史称“乾隆巴县志”，囊括了以今渝中半岛为中心的清代巴县疆域、建置、赋役、学校、兵制、职官、选举、名宦、人物、风土等诸多内容，至今仍是研究重庆历史文化的最权威资料。尽管如此，王尔鉴仍然心怀忐忑，觉得自己“择焉弗精，虞漏且陋，聊具胚胎，敢祸梨棘”，生怕这部志书错漏过多，留下遗憾。

王尔鉴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作为一县之长和地方志主编，他对自己所处时代巴渝社会的考察可以做到巨细无遗，无可挑剔。而对于几百上千年前，这方土地上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却只能语焉不详，对自己能够讲出什么样的“重庆故事”心头没底。因为除了“征文考献”外，他的讲述缺乏一个最具说服力的支撑，他没有多少考古手段，文物严重不足！

譬如就在巴县县衙地下，就隐藏着一段曾令世界震惊的秘史。王尔鉴在磊石轩编纂县志，任思绪在巴渝大地纵横驰骋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500多年前，他的一位前任，也曾在他所站的高台上，指挥全川军民抗击入侵的蒙古大军，历时十年之久。

南宋淳祐二年（1242），正当蒙古铁骑大举南侵，国家面临危亡之际，朝廷把时任兵部侍郎的一代名将余玠调到重庆，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让他主持西南地区的军政大计。

余玠到任后，从肃清吏治、整顿军纪、恢复生产入手，把巴蜀局面稳定下来。接着，又在重庆帅府设立招贤馆，广纳各方贤士建言。播州（今贵州遵义）冉琎、冉璞兄弟受到感召，向余玠提出建议：因山筑城，扬长避短限制蒙古骑兵。余玠采纳了冉氏兄弟的建议，在全川构筑了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等十多座城堡。其中以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城最为坚固。南宋淳祐四年至十二年（1244—1252），余玠指挥宋军与蒙军交战数十次，屡战屡胜。

宝祐六年（1258），曾经带兵横扫欧亚大陆，获称“上帝之鞭”的蒙古大汗蒙哥，率军进攻四川，却在钓鱼城下受到顽强阻击，被钓鱼城守军炮击重伤而亡。失去主帅的蒙古铁骑不得不退回漠北，并停止了欧洲的征战。钓鱼城保卫战成为扭转欧亚战局的转折之战，史称“上帝折鞭钓鱼城”。

指挥这场战争的王坚，是余玠的学生和部下。当年师生二人亦曾在重庆帅府一道谋划抗蒙大计。蒙哥被击毙时，余玠已于六年前病逝于重庆府，而王坚对先师预先谋划构筑全川防御体系之功，始终感念不已。

治学严谨的王尔鉴虽然对余玠在重庆的作为也有介绍，说他“治蜀十年，能绩懋树”，却不知道当年余玠的抗蒙统帅部，就在他每天坐镇的巴县县衙所在位置。直到几百年后，由这里发出的一则电波传遍世界，巴县衙门地上地下的故事终于合成一体，演成一出穿透历史云雾的活剧。

2010年3月，“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被发掘出来。城砖上烧刻的“淳祐乙巳东窑城砖”字样，清晰地显示出筑城的年代，即南宋淳祐乙巳年（1245），正是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时期。原来巴县衙门所在位置，正是700多年前的抗蒙战争统帅部！

当我于绵绵细雨中走进考古遗址，立即被一股扑面而来的历史文化气息所笼罩。历经数百年风雨的巴县衙门，如今已重现明清县衙风采。而宋代城址上的沟堑、城砖、擂石和那座名为“磊石轩”的高台，仍然保留着当年余玠帅府的格局。那一刻，我仿佛看见巴县衙门地上地下的两位先贤，穿越时空相向走来，在磊石轩凭槛而立，热烈交谈。

他们会说些什么呢？

我不能听见，却能够猜想。从老鼓楼衙署遗址高台上望出去，前有大江奔流，后有金碧耸翠，巴县衙门地上地下，也因为没有了时空阻隔，而变成两位先贤论说历史风云的巨大讲台。

哦，原来这座城市千百年来的根基一直都在这里，这方土地坚韧不拔的品格从来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