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步入“老年社会”。“老年问题”——关于这个话题很值得探讨。从几年前开始，我就特别关注“老年问题”，当时，首先进入采写视野的是“50”代父母，他们年过花甲，在这个世纪“第一批步入老年”。出生于“1950”年代的老人们，是当今中国一个庞大的群体，大约有2亿多人，他们一生历经坎坷。我的父母正是“50”代。
同我一样，绝大多数“80后”都是“50”代的孩子。我一直对父母及他们的同龄人充满好奇，想要去听说，想要去感知。更何况，不同的生活背景，会赋予每个人不同的性格与命运。于是，我决定去找寻。好在，这个世界很小，2017年，我通过亲缘关系，最终锁定成都的一个家庭为“主标”，由这个家庭的社会关系延伸开去，几番奔忙，走访了7个“50代”父母及其子女——社会本由一个个家庭构成，冷不丁陌生人之间也会发生某种联系。由此形成的几段口述实录，未免片面也未必典型，却愿为社会好好认识他们开启一扇小窗。
为了还原真实，当时，我所有的记录全部由受访者的声音、回忆、故事片段和实时情绪构成。因为，我喜欢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作品，虽然它们看似全部由声音和命运的碎片构成，零散的、片段的、情绪化的，具有某种特异的逻辑和结构，似乎“不太文学”。然而，听过那些声音，梳理那些碎片，我们便会认可：让千百种声音自己说话，相互支持，相互抵销，或许是对于某些人群某些经历某些情感最合适的呈现。2018年，《山西文学》第6、7期连载了我的报告文学《当我老了——关于“50”父母生存状况的几段口述》。
在前述的诸多采访中，有一种情况格外引人关注，那就是背井离乡帮着儿女带孙子的老人们。这种情形实际上又随处可见，比如某个小学门口，一到放学的时间，接孩子的一大半是头发花白的老人，操着外地口音，手里还捎带一把小菜。在中国，像这样“给儿女帮忙”的随迁老人，被称为“老漂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老漂族”里，“50”代依然“打主力”，因为他们的“80后”孩子，又正是“二胎父母”的主力军。老人刚帮孩子把“大孙子”带到小学，“二孙子”又要来了，儿女们人到中年，需要努力工作养家糊口，他们出于亲情和道义，不得不继续帮忙。
城市“老漂族”不断壮大是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也带有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区隔的特点，同时反映出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合理性和隔代育幼的现实性。但不可忽视的是，老人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共同应对养老和育幼的双重挑战，另一方面，当“随迁老人”面临“不适应”“连根拔起”的新生活时——不适应主要集中在环境气候、语言交流、风俗习惯、人际交往等方面，家族成员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可能加剧，随迁老人的心理问题便会凸现。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含饴弄孙”，但漂泊异乡“弄孙”能“甘之若饴”吗？2019年，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我用半年的时间深入社区，采取“见缝插针”、随机访谈、熟人摆谈、社区推荐等方式，采访了近20位60—70岁之间的“老漂族”。他们家庭情况各异，但几乎都来自区县和外省市，其中农村、乡镇占了一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生活习惯的差异、婆媳/翁婿矛盾、生活费的多寡攀比、看病问题、未来养老打算等等，问题层出不穷，“孤独感”更是身处异乡的老人们的“共同感受”。三代人同处一个屋檐，磕磕碰碰不断。但也有经济条件良好的家庭，购买多处住房，子女住在一处，帮忙照看小孩的老人住在另一处，两处住所或者在一个小区里，或者干脆楼上楼下，也就是社会上传说的“一碗汤”的距离——一切刚刚好，亲密但又有界限，老人在“帮忙”的同时，也能保留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习惯方式，这无疑是很好的方式。但这毕竟这是少数。
眼下，《2019生育报告》新鲜出炉，报告指出“人口出生率再次创新低”，为了未来持续发展，报告鼓励国人积极“生育二胎”。可是，一个家庭养育孩子的巨大成本里，常常还有需要老人承担的部分，除了儿女，社会应当如何“善待”那些背井离乡的老人，仍是一个亟待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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