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的呻吟

深夜，呼啸的寒风掠过窗前，“呜……呜”地吹着口哨,拍打着两扇没有闭合的玻窗,寄生出另一种“吱嘎……吱嘎”的声响。两种毫无韵律的声音嘈杂附和，让我无法入眠。思念走进漫漫长夜，走进母爱的长河……

记忆之舟逆流而上，停泊在1990年，高考落榜的我如一只折翅的小鸟，傍徨，无助，茫然。没有白眼，没有怪罪，没有数落，母亲依然宠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家自然成了温暖而又可靠的巢穴。

父亲在镇上工作，姐姐、大哥均已成家立业，二哥在万绵厂上班，妹妹在汝溪中学读书。家里就只有爷爷、母亲和我。

像蛇一样脱皮，像竹笋一样褪壳，太阳的烤烙，风雨的雕刻，让我从一个白面书生变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庄稼汉。耕田犁地、翻土打坑、挑粪施肥、铲地除草、挞谷拖斗……一干就是一年多。

种了又收，收了又播，脸朝黄土，早出晚归，让我体会到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农民是多么的不容易和多么的了不起，更体会到柔弱的母亲挑起种植六口人的田地有多么的辛苦和多么的劳累。现在回想起来，我特别感谢那段苦乐交织、喜忧参半的青涩岁月。

当时，80多岁的爷爷体弱易病，感冒和便秘的老毛病常常不请自来。一旦患病，爷爷就会“哎哟……哎哟……”习惯性地呻吟,通宵达旦也不消停。

一日晚饭后，母亲背着爷爷轻声对我说：“今后有了病痛，我不会像你爷爷这样称唤(呻吟)。”

母亲的话我没太在意，但我是能理解的。自从田地下放到户后，父亲有雷打不动的工作，我们五姊妹相继上学读书，毕业后又陆陆续续走出农村，找到了算不上体面，但能养家糊口的饭碗。家中六口人的田地全由母亲一个人耕种，还要养猪喂牛、洗衣做饭。爷爷毎次病倒，母亲除了端饭送水、倒屎倒尿，还要面对爷爷没日没夜、无休无止地呻吟。农活的苦累，爷爷呻吟带来的焦虑，一定让柔弱的母亲平添了几多无助与愁苦。

两年后，爷爷在毫无征兆中“不辞而别”，与去逝多年的奶奶相会天堂“鹊桥”。本来，母亲完成了养老送终的义务，二哥也已成家立业，正在读书的妹妹已经“农转非”，我也在镇上有了一份工作，母亲从田地上“下岗”似乎水到渠成。可她不愿离家，靠着一亩多自留地养猪养蚕、喂鸡喂鸭，一心想多攒点钱，留着妺妹往后找工作和婚事花销。

也是从那时起，母亲经常头痛。印象中，母亲的前额总有一块圆形呈黑色的印痕，那是反复打火罐留下的。

母亲一个人在老家，父亲和儿女们都不放心，时不时就会抽空回家看望。

1994年的“五一”节，趁着难得的假期，我回到了家里。母亲很高兴，刚吃过晚饭，她就从灶台上割下一块腊肉，洗净后煨在鼎罐里，待过夜慢慢熟透，想着给儿子打打牙祭。

农村的夜似乎来得早一些，与母亲聊了一阵家常，她便催促我早早睡下，说明早起来煮干饭、吃腊肉。家中有几间土瓦房，母亲睡在楼下，我睡在楼上。半夜，某种东西倒地的声音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跑到楼下，只见母亲躺在地上，一只手紧紧地按着脑门，一只手撑着倒地的椅子，挣扎着想爬起来。我慌忙抱起母亲，将她放在床上，盖上被子。

我想母亲一定是感冒了，引发了头痛。于是翻厢倒柜找来止痛膏贴在母亲的额头，端来温开水，让母亲慢慢服下几粒去痛片。

母亲脸色惨白，额头上不断渗出汗珠，说着含混不清的话。渐渐地，母亲的意识逐渐模糊，眼睛也不愿睁开。感觉不对劲，我急忙叫来赤脚医生。“中风了，快送医院!”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母亲患病的消息在村子里迅速传开，邻近的亲朋都来看望和帮忙。大家用两根结实的竹竿绑着可以半躺的一张竹椅，垫上一床棉絮，把母亲放在竹椅上，再盖上厚厚的棉被。两位壮实的亲戚一前一后,肩扛躺着母亲的“滑竿”，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把母亲送到了镇上的医院。

整整三天三夜，昏迷的母亲才慢慢苏醒过来。刚睁开眼，母亲微弱的声音有些语无伦次地嚷道：“我要回家……给猪倒食……”母亲哪里知道，已经半边瘫痪的她能否站起来，就连医生也没有多大把握。

无情的病魔、突如其来的打击、难以预料的治疗效果,恐怕对任何人来说，一时半载都难以接受。可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却从没叫过一声痛，更别说半句撒气的话。

“我们遇到很多类似的病人，脾气都很大，整天不是怨这怨那，就是哀声叹气。”

“你母亲不吵不闹不生气，作为子女，你们算得上是最省心的陪伴……”

每当听到医生、护士的这些话，我的内心其实是酸楚的。我不知道母亲暗地里有没有哭过，但我心底明白，这一定是母亲在兑现那句“病了不称唤”的承诺。

也许是母亲的善念和坚韧感动了上苍，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母亲最终还是站了起来，而且不用拄拐杖，只是一边的手脚已不如先前那般灵便，头脑也迟钝了些。

出院后，母亲被父亲接到工作的地方一块生活，洗衣做饭依然利索。我儿子出生时，她还来煮过饭、洗过尿片。母亲脸上总是带着笑容，一幅开开心心的样子，全然看不出是一位中风患者。

天有不测风云。四年后一个盛夏的清晨，哥哥、姐哥和我相继接到父亲的电话：“你母亲病了，可能不行了，快点过来……”

我们火急火燎赶到父亲所在单位分给他的宿舍，母亲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脸色青紫，牙齿紧紧地咬住半节舌头，嘴角的唾沫带着丝丝血迹。哥哥和我费了很大的劲，也没能松开母亲紧咬的牙关，叫来的医生用一支口钳，才撬动了牙齿，将咬破的舌头拨回了原位。

“什么时候发的病?”医生问父亲。

“应该是半夜。”

“半夜发的病，怎么早上才发现?”我埋怨道。

“她又没有叫一声，也没有哼一声，早上起床喊她，也没应声，还以为睡着了，谁想到……”父亲叹了口气。

“送回老家吧，就是这两天了……”医生征求我们的意见。

“还是送到医院抢救,说不定会有奇迹……”儿女们都想拽住母亲生命的风筝。

七天七夜，母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再没有张过一次口，尽管眼角不时渗出泪水，也没有睁眼再看儿孙们一眼。

我不知道，母亲真的是不省人事，还是不愿打搅、连累儿女们，故意把嗓子调成了“静音”！在第七天的那个无月的夜晚，母亲悄悄地走了，59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那个稻花飘香的季节。

母亲已离开了21个年头，每次祭拜，我都会跪在坟前，从心底里追问母亲，您为什么在病痛折磨的时候，宁愿咬破舌头，也不愿发出那么一点呻吟？您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宁愿紧闭嘴唇，将呻吟永远屏蔽？哪有来自天堂的回音，只有坟头的野花年复一年地在笑……

天亮了，窗外的风仍在“呜……呜”地呻吟，又一个被风吵闹的夜晚。但愿风似母爱,入夜不来烦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