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通过竞争上岗，我就任涪陵区青羊镇经发办主任。从此，我与扶贫“相濡以沫、风雨同舟”，走过人生最精彩的17年，见证了中国反贫困事业不断进步的铿锵脚印。
我的扶贫故事，是从规划开始的。2002年2月底，涪陵区扶贫办召开整村扶贫规划培训会，我正式以扶贫专干的角色，在扶贫开发大舞台上演唱没有“休止符”的《扶贫之歌》。
2002年1月，区扶贫办审定青羊镇山大村、青羊村为市级贫困村，每个村补助30万元。明确要求，乡镇要分村编制《“十五”贫困村扶贫开发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作为下达财政扶贫资金计划的依据。当时全镇工商税收还没突破20万元，60万元可是“天文数字”般的馅饼。面对青羊镇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镇经发办3个人，一个是科班出身被撤职“发配”到经发办的，另一个是岁数大、学历低“顶班”上来的女同志。《规划》要落地落实落细，得到方方面面的认可，必须下真功夫走村串户。两个老资格下属，我根本指挥不动，独自一人要在3月20日前完成两个村的《规划》根本不可能！
走出《规划》培训会场，我立马用区扶贫办项目科电话与两个村支书和村长沟通，请他们做好征求群众意见，确定项目方向等准备工作：“谁的《规划》做得实在，谁就优先预拨项目资金。”
回到镇上的当天晚上，我请“周书记”、杜合平在政府伙食团喝小酒，附带攀上“郞舅”、表姐关系。看我还会“为人”，“周书记”端着酒杯慷慨地说：“你先拿出大山村的《规划》，我照到弄一个村的就行了。”青羊村有了着落，剩下的山大村我驻村多年，村支记、文书和村长儿媳都是我高中同学，人熟地熟情况熟，编个《规划》应该不是问题。
正月十四日，乡间道路上到处是走人户的“亲朋好友”！镇干部们身回到了办公室，心却沉醉在长假的“懒散之中”。中午或晚上按惯例在领导家里、同事圈中、村社“关系户”桌上推杯换盏，“雾里看花”。我却不敢有这种“闲情逸致”，怀揣给村支书、村长的“拜年红包”，骑上烂摩托，心急火燎地赶往山大村。
山大村辖7个社，总人口1500多人。顾名思义山多且大，被定为市级贫困村确也名符其实。镇政府到山大村办公室，本来只有5公里多，但因龙潭河上公路桥成了永远的烂尾工程，必须借道同乐乡、龙潭镇，绕行近18公里。“交通瓶颈”是山大人挥之不去的痛。
夜晚下了小雨，我把摩托车放在六角村五社公路尽头，上坡下坎走了两公里多田间小道，终于在九点半赶到了村长杨圣全家。杨村长60多岁，满头花发，老练公道，在老百姓中很有威信。他让儿媳招呼我进屋，自己却换上解放鞋：“等一下，我去叫雷厚学！”
“陈主任，修路我一窍不通，雷厚学给你介绍一下村上公路规划的事吧!”十多分钟后，杨村长带着一个中等身材的黑脸汉子来到我面前。雷厚学是他堂妹夫，长期在外搞建筑包工程，是远近闻名的“雷老板”。正说着话，门外的看家狗吼了起来，村支书田茂华、村文书杨明华、副村长赵洪秀先后走了进来。
田书记和杨村长接到我的电话后，采取电话、拜年聚会等方式，广泛征求干部党员和群众意见，村民一致要求把30万元扶贫资金全部用于村社道路建设。雷厚学虽是上门女婿，但也在山大村进进出出了十多年。听说村上要修扶贫公路，趁过年返乡和村长、书记一起“私自”踏勘现场搞了个《标书》。他翻出规划草图和投资预算对我说：“花墩礶到山大村小学2.3公里村道需要改扩。山大村小学到牛角石坝、到癞疤石再分别到高峰庙和双碑纸厂，花墩礶到三级站6条社道路总共6公里左右需要新建。村道路按重丘四级设计，路基宽7米，有效路面5.6米，为今后争取交委的硬化指标打下基础。社道路按路基宽5.5米，有效路面4.3米设计。片石20公分、碎石3至5公分。如果承包给我，每公里3600元，亏了算我为老家做贡献，绝对保证质量和工期。”我在心里默了一下路线和里程，这还真是“比到30万元箍箍卖鸭蛋”。如果只修路，我编制《规划》就简单多了。
“但二级站龙潭河饮水工程隧道出的石渣你们得给我协调！”雷老板的小九九原来在片石上。
我想了想说：“村小学到牛角石坝的路得按四级路设计。”
“那钱不够哟！”在场的人都用疑问的眼光望着我。
“钟涛副镇长在区发改委为山大村争取了23万元以工代赈项目资金，用来修二级站公路桥。村小学到牛角石坝的公路是双石片区连接青羊片区的主要通道，修窄了会留‘后遗症’。修桥的资金拿紧点可以节约3至5万元，拿来补公路的窟窿应该够了。”
有了雷老板的《标书》，《规划》压力一下子轻了许多。剩下的问题就是项目占地必须得到农户的签字认可。否则，村上的《规划》就空了吹。
随着外出务工经商的“流行”，即使发钱发物也不一定能把村民招呼拢来开会。为了最快获得群众讨论通过《规划》的印证资料，我用文稿纸现场分社制作了《山大村扶贫项目规划明白卡》，引用雷老板的“成果”介绍项目规划情况，再用表格的形式让农户勾选同意或不同意后签名。并特别要求，项目占地农户必须签名或盖手印。
在我们讨论雷老板《标书》的时候，村长同院子和“拜年”路过的村民围了拢来。七嘴八舌议论说：“把钱拿来修路太好了，是政府办得最好的一件事。”《明白卡》一弄出来，有人就自觉地按社别签上了自己的大名，特别是村长所在的五社，一下子就签了十多户。
按照分工，村支记、村长、副村长、村文书分别负责所在的六、五、三、七社，二、四社的社长在社上说话“一个唾沫一个钉”，不用村上帮忙也能完成任务。一社最大有近百户，且社长不很得力，我“自告奋勇”去了一社，顺道给三、四社把《明白卡》带去。签好的《明白卡》由田书记第二天赶场统一交到我办公室。
走第一家农户，我就差点光荣负伤。山大村到农户家多为“屎黄泥”路面，“硬头滑”密布，一不小心就着了道儿，我从田坎上一个“空翻”栽到了下面草丛里，差点就滚到下一块田去洗澡了。
中午是农民回家吃饭休息的时候，也是上门签字的最好时机。为了提高效率，我和李社长分开找农户签字。
到神仙桥附近院子找人签字，还没到地坝边，五条凶神恶煞的狗就将我包围了起来，满嘴的森森白牙、不停刨地的利爪和一声比一声高的怒吼让人心惊肉跳。我挥舞着手中的公文包，且战且退撤到猪圈屋的墙壁下。虽然小心谨慎地应付，但右腿还是被一条黄狗咬了一下。正当我冷汗直冒，心里直嚷“完了！完了！”的时候，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走了出来，用棍子驱散很不甘心的恶狗，拿出半瓶白酒，让我反复清洗尚未出血的“狗牙印”。
老人耳背，我边说边比划了半天她也没听懂啥子意思，签字划押的事自然也就黄了。
我找了根竹棍权作打狗之棒，又思谋着调整了一下战术，看哪家冒烟就到哪里去。多数农户很痛快地签了字，碰到农户家里拜年，一下子就能签好多户。个别项目占地农户要多费些口舌，但经不起我拍着胸口“保证调整土地，不让你吃亏”的担保和“你不签字，一社修路的计划我就只有分给其他社了”的威胁，犹豫再三还是把字签了。
下午一点半，肚子和嗓子不停地闹意见。走到王明福家时，夫妻俩正吃午饭：“陈主任，你比我们当农民的还辛苦，这个时候还在跑呀？听说我们村要修公路，是不是真的哟？来喝口啤酒！”“谢谢！”我毫不客气一口气喝了大半碗，人顿时精神了许多，心里也温暖了许多。女主人要去添饭：“没有啥子菜个，将就吃吧！”我说：“在社长家吃了才过来的！”
出了王明福家，我打电话问了一下李社长，户签字率已达到60%。走到水竹坝正好遇上村文书签完七社《明白卡》回家，他比我好不了多少，周身糊得像泥牛一样：“陈主任，吃了饭没有？”
“没有！”我的回答有气无力。
“我也没吃，一块回家弄烫饭吃吧！”文书家属外出打工去了，吃饭的问题只能自己解决。
我手里端着剩饭剩菜一锅烩的烫饭吃了个狠吞虎咽，文书的吃相更糟糕，满头大汗，头发成股状散乱地贴在额上。
“这他妈都为了啥呢？”我停下筷子在心里粗鲁地骂了一句。
有了山大村雷老板的《方案》作参照，青羊村的《规划》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那个年代，只有镇财政所和党政办各有一台电脑。起草《规划》全靠手工一笔一划完成。我不分白天黑夜，对照区扶贫办提纲，凑齐“前言、规划背景……效益分析等内容，编制资金预算等表册，描绘工程剖面等草图，附齐公开公示等附件。多方讨教行家里手，抠死项目建设内容、规模标准、数量单价等细节。花四天时间写出洋洋洒洒四万多字的《涪陵区青羊镇山大村“十五”扶贫开发规划》。周顺友也完成了青羊村的群众讨论、实地勘测等前期工作，照着我写的《规划》，用三天时间“抄出”了《涪陵区青羊镇青羊村“十五”扶贫开发规划》。报镇相关领导阅签后，我又赶到县城打印门市部，马不停蹄地完成录入、校对、复印和装订等程序，通知镇党政蒋晓琼专程来县城盖上党委、政府印章，终于在3月19日中午拿出了80本《规划》。
不知是我运气好，还是平时做人做事认真踏实种下的“因”，居然收获全区47个乡镇街道第一个交出贫困村扶贫开发《规划》，第一个一次性通过区扶贫办审核的“果”。给区扶贫办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契机。
人生，因“摘帽”难忘
“接王主任通知，区委领导安排了重要工作，全办干部职工留下准备加班。”综合科陈秀莲科长的通知让我无奈地停下了收拾桌上文件资料的动作。2007年3月，本以为将“终老”乡镇的我，挟《规划》“余威”，被借调到涪陵区扶贫办项目科。2008年12月，在蒋兆华主任的百般努力下，终于圆了进城的梦想。
“这加班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呀？” 自2015年6月底，四届市委第135次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涪陵、潼南两区率先摘掉市定扶贫开发重点区帽子后，我就没有睡过囫囵觉。
2015年7月14日，在全办11个人没日没夜“连轴转”，把三个科室负责人几乎“转进医院”基础上，终于迎来了全区脱贫摘帽动员大会的顺利召开,涪陵区率先脱贫摘掉市定扶贫开发重点区帽子行动全面打响 。
在没有标准、成功模式可复制可参考的前提下，我摸索着起草《关于摘掉市定扶贫开发重点区帽子的行动方案》、《关于扎实开展精准扶贫建立精准脱贫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全区脱贫摘帽动员大会、推进会、领导小组会领导讲话；脱贫摘帽工作总结、报告等一系列重要材料。整理《会议纪要》，编报脱贫摘帽《工作动态》和《工作台帐》。承担攻坚督查、督查通报等重要工作。
按照分片包干制度，我负责江东街道、清溪镇、南沱镇、焦石镇、罗云乡及所辖十个贫困村“脱贫摘帽”综合协调、指导服务工作。
“你不是领了鸡苗的嘛？怎么又来了？”9月中旬，我和阿波罗“增福土鸡”选育场的工作人员一起给南沱镇红碑村养殖户送土鸡苗，哪想到却遭到了村民的围攻和哄抢。一个“哑巴”妇女把领到的鸡苗背回家，居然厚着脸皮又来了。
“凭什么只发给贫困户，不发给我们？”一个干瘦的老头推开维持秩序的村社干部和我，抢过一筐发给贫困户的30只鸡苗倒入自己的背篼内，背起就跑。其他人看到此情此景，也跃跃欲试。
“余总，马上把车门关上去！”一看要糟，我冲着不知所措的育种场人员吼了起来。
我们把鸡苗运到周炜（村文书）开办的鸡苗孵化场闲置圈舍，再按照摸底人员名单，逐个通知来领取鸡苗，终于化解了一次“好心办坏事”的危机。至于被人抢走的30只鸡苗，余总“自认倒霉”。
为了迎接2015年12月中旬至2016年1月上旬重庆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行政验收和重庆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第三方评估。《涪陵区脱贫摘帽专题片》脚本起草和摄制当仁不让落在我的肩上。11月中旬，我和区电视台专题部的陈文胜主任就开始下乡采访、拍片，为脱贫摘帽专题片收集素材。
“我们按区上要求的贫困人口识别程序，重新对2014年建档立卡对象进行了测评和清理，挤掉人情户、关系户等水份。”江东街道太阳村（贫困村）支书谭博元边说边翻出不纳入扶贫帮扶对象的花名册，举例说明不纳入的原因。
全区在“准”上做文章，“四定四评”，准确把控“扶谁的贫”。号准“户脱贫”病根，按照基础、生产、劳力、教育四个方面63项指标100分制“四评法”，对1.6万户贫困户进行分类评测，识别出重点贫困户2984户、一般贫困户6824户、稳定脱贫户6546户；查实“村销号”瓶颈，按照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组织建设四个方面30项指标100分制“四定法”，对63个贫困村进行分类评测，识别出重点贫困村21个、一般贫困村31个、稳定脱贫村11个。
“托政策好的福，我做梦都没想到能坐上砖房子！”石沱镇三窍村，王大姐看着自家破旧危房变成宽敞明亮新房，打从心里感到高兴。
百胜镇花庙村，一条条新修的道路蜿蜒盘旋在翠色的山头，一条条人行便道通向村民的家门口。
“没得问题，今年保证脱贫！”珍溪镇卷洞村吴先昌大爷利用山丘林地，放养300多只土鸡土鸭，村土鸡养殖合作社统一提供鸡苗、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收购销售，养殖户收益保障率大大提高。
全区在“精”上下功夫，“到村到户”，着力落实“怎么扶贫”。2015年投入扶贫资金6.2亿元，完成贫困村整村扶贫项目1222个，实现行政村村道通畅率100%、贫困村公共服务中心标准化率100%、行政村无线覆盖率100%、适龄儿童入学率100%，建卡贫困户脱贫率100%。63个贫困村“八有”脱贫标准率100%。
“半年来，林口村积极探索户帮户促、党员干部互助队、干部接力帮扶等方式，全力助推户脱贫、村销号，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帮扶成效。”马武镇林口村第一书记曾芸风拿出两大本工作日志，上面记录着每一户贫困户的家庭情况、致贫原因、帮扶措施、脱贫情况。
全区在“实”上聚合力，“四个到位”， 明确责任“谁来扶贫”。2015年9月22日，印发《涪陵区贫困村驻村工作干部管理与考核办法》，确保责任、人员、资金和宣传的“四个到位”。全面落实区级领导牵头帮扶贫困村、乡镇街道领导主体、区级部门对口帮扶、企业结对帮扶、干部包户“五大责任制”和“一票否决”、督查周报“二项制度”。组建24个区级扶贫集团，组织10000名干部职工开展结对帮扶，63个贫困村工作队派驻率、贫困户帮扶率达100%。
我用回忆的碎片、走村入户的影像、实实在在的成效还原了全区兑现脱贫摘帽“军令状”的精彩片段。通过实地走访和调查评估，市考评组认为“涪陵区实现了“63个贫困村销号、5.25万贫困人口越过扶贫标准线”的目标”。
2015年下半年，是我参加工作31年来，最难得的“光辉岁月”、最耀眼的扶贫时光、最难忘的人生阅历。体重从148斤降到了128斤，终于减肥成功！
自我，因“督查”升华
“你们是重庆来的？我们村污得很，和干部有关系的就当得到贫困户，没有关系的再穷也空了吹！”我们下车向一对夫妻打听附近有没有贫困户、低保户。
“能说一下具体的名字么？”带队的组长李永波拿出了记录本。
“有人每个月拿着1000多块钱的退休工资，还是贫困户。”中年男人想了想，准备打开话匣子。
“屁话多！”男的刚说到这，就被女的推着走了。
2017年3月10日，我借调到重庆市扶贫办综合处，从事脱贫攻坚督查调研工作。33个有扶贫开发任务的区县，先后督查调研了30个，但印象最深的还是对武隆区的2次督查。
4月13日，我和李永波一道，前往武隆区巷口镇杨家村开展暗访，这也是我第一次代表市上督查区县，心里很有点“装大尾巴狼”的感觉。碰到赶场的这对夫妇，就问他们这是不是杨家村，有没有贫困户、低保户。这是我们搞督查的“绝招”，到县城或乡镇，总往人多的面馆、茶馆钻，打听那个乡镇、哪个村最穷。在村上就看哪个房子最烂，打听哪家最困难。
“有人么？”看到路边破旧的土墙房子开着门，我跺脚吓跑试探着靠近的看家狗，抬脚钻了进去。
“郑治明儿女都在教书，还是贫困户。我房子像这个样子，因为儿子在外面打工村上就说我不符合条件。”刘寿昌老人在我们作出不和干部见面承诺后，终于点出了“假贫困户”的名字。
我们一路打听，找到了建卡贫困户郑某某的家。新建的三层小洋楼主体已经完工，夫妻俩均为普通劳动力，儿子、女儿均是小学教师。接着又走访了脱贫户李某某，此人系烟草公司退休职工，每月领取养老保险金1028元。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和李永波都发出了同样的感慨。
三天时间，我们先后暗访了车盘村、杨家村和五龙村，抽样调查35户，查出“扶贫对象“漏评”、“三保障”措施不到位、“四类人员”清理不彻底、村社干部“优亲厚友”、扶贫信息系统数据错漏、集体经济“空壳”六个方面一大堆问题。7月，武隆区将接受退出国定贫困区的检查验收。“这个样子，能通得过？”对照国家验收井冈山市和兰考县标准，我表示严重怀疑。
6月20日至22日，我又和李道斌副处长一起对武隆区脱贫迎检、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扶贫信访等情况进行督查。暗访、回访江口镇银厂村等四个贫困村，火炉镇徐家村等三个非贫困村，走访农户35户，电话回访农户20户。这次督查，彻底改变了我第一次督查武隆区时的印象。
为顺利通过“脱贫摘帽”验收，武隆区全力精准目标，打好融合驱动“组合拳”；精准政策，量身定制脱贫“硬举措”；精准模式，开辟脱贫发展“新路径”；精准督导，促进工作推进“全方位”。在穷山恶水之间，描绘出一幅“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的美好画卷。脱贫攻坚以来，整合各类扶贫项目资金17.34亿元，全力实施“十大扶贫攻坚行动”，实现了“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老有所养、残有所助”，“行政村通畅、撤并村通达”，“家家自来水、户户安全水”等全覆盖；村级公共服务中心设施完善，便民服务、信息网络、金融网点等公共服务能力、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乡村旅游等支柱特色产业基本“成型”，建成乡村旅游示范村（点）50个，扶持发展乡村旅游接待户4031户，收入突破10亿元。贫困户基本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好个武隆县，衙门当猪圈。老爷打板子，全城都听见”的民谣永远定格在了过去式。
“我要一辈子都这样干干净净的！”万峰村有一个70多岁的留守老人，虽然住的是陈旧的土墙瓦房，但房前屋后和穿着打扮非常干净，连厨房案板下都看不见灰尘，对门上挂着的“清洁卫生示范户”牌子感到很自豪。
武隆区把公序良法工程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重塑贫困地区农民群众“孝老敬亲、宁静和谐”的道德观和法制观。设立200万元奖励基金，对获评的“最美家庭”“乡贤（道德模范、感动人物）”“区级清洁卫生示范户”“优秀村规民约”等以全区通报、授予荣誉证书、挂牌等形式进行表彰，同时，分别给予1000元、5000元、500元、200元奖励或等额物质奖励，提振干部群众脱贫攻坚“精、气、神”。
“你是贫困户嘛？什么时候脱的贫？”我习惯性地问万峰村姓陈的农户。
“我是2016年脱贫的，政府发得有光荣证！”老人边说边拿出扶贫到户档案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脱贫还发荣誉证书的案例。
武隆区率先颁发《脱贫光荣证书》，引导贫困户改变“不愿摘帽”的观念，形成了“脱贫光荣”的良好导向。
“新选的社长和原来的社长相比，你觉得哪个好呢？”我走访发现，有农户对新选的社长意见很大。
“新社长好些！她老公遭选脱了，没有意见才怪！”原来我第一户走访的是原社长的家属。
双河镇新春村瓦房子组组长陈泽向建立了社员微信群，把一些扶贫政策，贫困户、低保户的认定情况和社务在群上公开或讨论，群众反响非常好。
凭着我近30年的农业农村工作经验，只找出“脱贫户增收路径单一”等三条“问题”交差，在我督查的30个区县当中，是唯一一次。
2017年10月，武隆区通过国家验收评估，成为全市14个国贫县首批“脱贫摘帽”的5个区县之一。
到市扶贫办后，我从被督查者变成了督查者，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和角度，去认识扶贫、理解脱贫、总结攻坚，升华自我，收获多多。先后完成了《全面小康背景下对我市扶贫攻坚的研究》、《持续巩固我市脱贫攻坚成果研究》和《深度贫困乡镇脱贫攻坚研究》等民建市委重点课题，课题成果先后被民建中央、市委统战部采用，《中国扶贫》《当代党员》等杂志刊用。
初心，从“考核”出发
“陈老师，你提交的《关于东西扶贫协作工作考核存在的问题及建议》被民建中央单篇采用，并转报全国政协。祝贺您！”收到民建重庆市委参政议政处罗亭的短信，我看到2018年度参政议政先进个人“红本本”招手的美妙身姿。
2017年12月，国务院扶贫办在北京召开2017年度省级党委、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交叉考核培训会，东西扶贫协作首次纳入年度交叉考核。在分组抽签时，重庆“中奖”抽中内蒙。
重庆市与山东省抽调15名干部，组建交叉考核工作组，由副主任莫杰、赵锋带队，于2018年1月3日至13日对内蒙古自治区东西扶贫协作工作进行了严肃认真、全面细致的考核。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级别最高的考核检查。
我是第一次到内蒙，其印象一直保存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里。特别是克明老师所作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曾让我无限的“心爱”。当飞机降落在白塔国际机场时，我看到的却唯有冬季的灰色，天地间的绿色被灰色涂抹得干干净净，来去匆匆的脚步透着灰色的冷意。
这次东西扶贫协作交叉考核，调查了乌兰察布市化德县（深度贫困县），赤峰市喀嗽沁旗、科右前旗，通辽市奈曼旗11个乡镇14个贫困村，走访农(牧)民66户。15个人分成两组，我们这个组对化德县和奈曼旗进行了调查走访。
“我在咱们化德县从事制衣行业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从最早只有十来个工人的个体工商户，到现在拥有70多个工人，年产量40万件，包含棉衣、棉裤、童装等6个品种的成衣。通过政府的扶贫支持，我在有条件的村开办扶贫车间，实现稳定增加农民和村集体经济收入、减少企业生产成本‘三赢’局面。”化德县服装创业园达远制衣公司的老板刘志介绍说。
“你找个会议室，再找几个贫困户工人我们单独访谈一下。” 发源于山东的“扶贫车间”早有所闻，对化德县企业老板“有板有眼“的介绍不感兴趣，长期的扶贫实践告诉我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听到 “真扶贫、扶真贫”声音。
“我算是厂里赚得少的，因为要一边照顾家里的农活一边工作。‘扶贫车间’为我们能做针线活儿的人提供了在家门口打工的机会，照看家、赚钱两不耽误。” 45岁的谢桂芳是一名机工，每年从四月份到元旦前后工作7至8个月，每个月能赚4到5千元。
我们看了2个企业后又走访了朝阳镇朝阳村等4个村的“扶贫车间”。
“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我没跟随大部队“走马观花”，我悄悄问一个正在角落整理羊驼绒碎片的汉族老大爷。他地方口音虽重，但还可以交流。他儿子因脑溢血瘫痪在床，儿媳带着孙子跑了，他成了家里唯一的顶梁柱。
“80元一天，做一天才有一天！家里种了15亩地的玉米，剩余的45亩村上统一租给别人了。”老大爷见周围没干部，还挺健谈的。
“一亩地租金多少？”
“一百五一亩，一年有六七千块钱的收入。”
“你住的房子怎么样？冬天有暖气么？”
“房子是政府统一修的，烧炕的煤由政府免费送到家里。”
事后我问村干部危旧房改造的事，他说：“化德县城的房子才1400元一个平方，农村的危房改造由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和安置，贫困户基本不出钱。”
化德县落实北京市东城区300万元扶贫资金，利用服装产业优势，培育龙头企业，盘活村委会闲置资产，开办“扶贫车间”。建立了市场、企业、贫困村和贫困户之间全新的利益连接机制，解决了企业用工、村集体经济空壳、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三难”问题。截止2017年底，已在6个乡镇建立“脱贫车间”24个。62个脱贫车间全部完成后，预计可提供就业岗位2173个，其中贫困人口1304人，月人均纯收入达到1800元。
“镇上的医生会定时走访建卡贫困户，送高血压等特殊疾病用药和感冒药，如果没人在家，就放小药箱里。”在化德县走访农户的过程中，我对建卡贫困户门前的小药箱很好奇。在走访一户因病致贫的农户时，我特意问了一下女主人。
据化德县分管副县长介绍，全县在项目乡镇，对建卡贫困户实行免费体检，签约服务。对卧床不能自理的残疾人、因病卧床的五保户、患恶性肿瘤晚期卧床的病人以及其他因疾病导致卧床不能自理，且住院治疗有困难的建卡贫困患者设立“家庭病床”，进行上门医疗服务。截止2017年底，已建立家庭病床221张，上门服务538次，送药2500人次，医药费用总额3.6万元。
离开化德县到奈曼旗的早上，终于见到了铺天盖地的雪、一望无际的雪，终于体验了“我爱你，塞北的雪”的无限魅力、“长城内外，唯余莽莽”的滔天气势，借着雪后朝阳，融化了呼伦贝尔大草原“灰色”的遗憾。
在奈曼旗考核调查时，我终于过了一把车子在河上溜冰的瘾。布仁旗长带着我们实地考察了两个样板项目—青龙镇得力营子村畜牧产业和互利村甘薯产业发展项目。考评组的人都把注意力放在“入股分红”、“贫困户覆盖率”和“户均收益”上，我却非常细致地看了两个村贫困户与专业合作社（业主）签定的帮扶资金入股协议。得出“对贫困户入股的农村专业合作社市场竞争能力、自然灾害风险承受能力，经营亏损导致农户与镇村产生土地租金、股金纠纷等项目风险评估不到位”；“土地经营权流转、贫困户补助资金入股的折算标准、占股比例没有明确和量化，存在损害贫困户土地租金、政府补助资金本息等利益的风险”；“《协议》与《合同法》、《公司法》和《土地承包法》有冲突”等结论。在起草交叉考核报告时，我不但没有作为“样板”经验推介，反而作为问题给予呈报。
通过近11天的调查走访，考评组一致认为 “京蒙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探索总结了“产业带动增强造血功能”等好的工作经验。在2018年1月18日向国务院扶贫办提交的《2017年东西扶贫协作（内蒙）交叉考核报告》中，给出了“较好”的整体评价。
起草的《报告》交彦颜副处长后，我余兴未尽，乘势奋笔写出了《关于东西扶贫协作工作考核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从制度设计、指标设置、考评规程三个方面提出了六条建议，并及时呈报给了民建重庆市委。
2018年3月底，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2017年度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情况通报》，内蒙古自治区在中西部22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序倒数“第一名”。这个结果让我对习近平总书记“要实施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而且要较真、叫板”、“总的还是压担子给省一级，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乡村扑下身子”的扶贫论述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考核评估、脱贫摘帽不是评功摆好、到站歇气，而是纠过失、整行装、再出发。
我和朋友开玩笑：“我这辈子，下半辈子做‘好事’（扶贫工作17年），还算一个‘好人’！”
一路走来，我行千里不改初心，致广大精彩人生，做好人扶贫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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