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2020年3月《解放军文艺》
我要写的，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自主择业的基层军人——如今依然在基层，干的是地方上的琐碎活儿。他的选择他的坚持他的挫折还有他一直认定的人生价值，带着理想的光芒，更有一份踏实接地气和中国式现实色彩，愿读者阅之，既有一份熟悉感，又能见一些前所未见的独特。
——题记
社区党委书记？老兵！
2019年的12月上旬，和之前两年一样，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必须要转接好组织关系才能进行包括行政关系供给关系等等其他的系列转接。依据新落下的户籍，又有十来个人组织关系要落到重庆市沙坪坝区覃家岗街道的新鸣社区。
沙坪坝是重庆市最“老”的主城区之一，这里把山城的地貌亦表现得淋漓尽致，细观之，如同“折叠城市”。若汽车驶过某架立交桥，往下粗粗一瞧只是几条交错的马路再无其他，除了来往的密集车流，周遭空荡荡。如若从指向复杂的立交桥某侧下错道，则可能进入一大片被山坡包围的凹地，这里分布大大小小的街巷，林立的各色店铺，打蒸笼卖剪刀的都有。和其他老城区一样，街上隔不到10米就是一个火锅店——还没到晚饭的时间，几个扎红围裙的大姐在店门口用粗粝的大剪刀剪着干辣椒段，不时有行人扭头看去：哟，这“二荆条”看起够凶哦！那是！二哥子晚上约起人来的话，锅底先给你们兑好，整个微微辣就满可以了！一个大姐抬起头，跟一个路过的矮壮男人说。要得要得！路人其实是熟客。看看，立交桥与下方的马路之间，原来折叠着这样一片纯粹的市井之地！即使是长年生活在沙坪坝的人，也很难一下子叫出这一片的地名，若有人提示，他会恍然大悟，继而困惑地说：你说的地方我知道也去过啊，但没见过这一片儿啊！
同样，夹在陆军军医大学、重庆图书馆和几个新建小区之间的新鸣社区居委会，也不大好找。那些前来接转关系的新自主择业干部，因为之前与地方接触少，所以只能借助手机导航或者沿途问人。手机导航在山城常常不大好用，眼看着提示就在前方200米，可走近一看，跟前是个山丘，目的地还需爬坡上坎几十个阶梯。几个自主择业干部跟着导航左拐右拐，从军医大学高滩岩的那道门出发，花了将近半个小时才找到办事的地儿。也有几个人过去一直喜欢在华彩菜市场买菜，知道华彩菜市场属于新鸣社区，估计居委会就在附近，于是一路问着找过来，问的都是沿途的店铺或者街上眉目慈祥的老年人。
“哦，往前走，左拐就到了。刚刚社区领导还过来落实我们店里几个人办医保的事。”
“哎呀，你原先是‘三医大’的吧，居委会你都找不到？就在你们‘三医大’后门的坡底下。”
等到了新鸣社区居委会，大伙儿才发觉这里其实很眼熟。原来，居委会所在的这块地，几年前还是一小片荒地，沿着前面的小路上坡，是军医大学的一道侧门，因为严格控制开门时间，所以平素行人不多；荒地正对是一道坡，坡下是一大片亟待拆迁的陋巷瓦房，里头阡陌纵横；荒地一侧又是崭新的商品房小区。荒地中间堆着瓦砾砖块，周围靠路边被居民私自开垦出来，种上了小白菜、南瓜、辣椒之类。那时，新鸣社区居委会尚在一个安置房小区旁边，只有几个工作人员，那个办公点外表看去像一个早餐铺的门面。后来，社区清理了那一小片荒地，在那里起了一栋砖红色的三层小楼，以及立着若干健身器材的小花园。如今的大城市里，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新鸣社区原是农村，半个多世纪前军医大学的地就是从这里征来的，当时许多失地农民转成了军队职工。最近的二十年，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农转非”的居民越来越多，安置房小区和新兴小区不断出现，就连重庆图书馆的新址也落脚在附近，这里俨然已是繁华城区的一份子了。但农村的历史印记，并不因城市外表的遮掩而彻底消失。城乡的碰撞，依然能够擦出许多火花，展开若干故事，并继而成为社区干部们重要又繁琐的工作内容。
站在新鸣社区居委会楼下，自主择业干部们才开始打量这个平素并不起眼、也几乎没有打过交道的地方——除了各种崭新的健身器材，水泥花台里冬季依然生气勃勃的常绿植物和开花的月季，还有几面党员展示墙，小楼的一层是社区服务大厅，有五六个服务窗口，居民们进出于大厅，办理社保、开准生证、出证明、做政策咨询……刚踏入地方的自主择业干部们很新奇，过去部队包揽了一切，甚至还为他们的随军家属服务，所以社区的这些情景他们第一次见。新鸣社区党委书记刘德军当年误打误撞与社区结缘时，也曾经以好奇的目光打量那些陌生的事物。
和往年一样，说着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刘德军亲自在党务办公室迎接这些前来转接组织关系的战友们。但战友们却并不知道刘德军是个老兵。他们甚至觉得这个皮肤黝黑，个头矮壮的社区工作者十分啰嗦，不就接转个关系，交交党费么？用得着仔细核对入党材料复印件，反复叮嘱按照党章要求过好组织生活，还要求交一寸照片办党员证么？他甚至把把细细地按照退役金比例核算党费。啊，不是传说街道社区对于没有单位的人最多只收10元党费吗？这个五十多岁的“多事儿”男人，想来一定是那些热心“马大姐”一手一脚带出来的。
待这些战友一一落好关系，刘德军端出一杯杯茶水招呼大家，气氛又慢慢变得融洽。大家开始攀谈起来。聊得最多的，是自主以后的打算。创业，返聘回原单位，到退役军人招聘专场去找份工作——咱们到某个私营企业里搞个管理还是可以的。
“如果社区招聘工作人员，你们会考虑吗？”刘德军突然问。
几个人互相看看，露出惊讶的神情，半天没人吭声。最后，还是一个正团职的自主择业干部开口了：
这个嘛。居委会是不是必须跟大爷大妈成天打交道？我们不确定能不能干得来。再说，从部队出来选自主择业，不就想从琐碎中挣脱出来，活得更洒脱些，是不是？
这一席话，大家很赞同，都笑起来。于是，轻松随意的聊天继续下去，有人提到了利用医院资源做诊所生意的战友，以及去西昌自愿支教的“最美退役军人”谢彬蓉——恰好有人和她认识。
似乎没人关注刘德军引出的话题。虽然一个将近30年军龄的老兵，自主择业之后，在工资不高的社区摸爬滚打，最终成了没有编制、由街道聘用、居民党员选举出来的社区党委书记，的确有些少见。刘德军静静地立在一旁听着战友们说笑，他知道，从部队出来，再聘到地方的最基层搞服务，对绝大多数自主人来说，是个前所未有也没多少趣味的选项。
约莫五分钟后，战友们告辞，两个看上去六十岁上下的大姐找上了刘德军。她们俩看起来都像有急事，抢着说话，结果谁都没有说清楚。
这样，一个一个讲，刘德军说。
穿着大红色薄羽绒服的大姐先讲。她一年前刚刚从邮局退休，做了几十年的“具体事儿”，退下来儿子还没结婚带小孩，一下闲了还有些受不了，眼下返聘的工作又不好找，她就想到了社区——在社区找点事情做，她愿意为群众服务社区当然也欢迎。起初，社区想分配她去不远处做“交通文明劝导员”，站大马路边，上午工作两小时，下午工作两小时，每个月有1500元的补助。可这位大姐觉得这活儿还是太轻松了，想换个“劳累”点的，监督社区清洁卫生什么的，都可以。
刘德军一边听一边点头，想法是好的，搞清洁这块儿可是一般人不愿意做的，你真要去？
要得呀，现在不是喊城市“创文创卫”么？
另一个身形宽阔些的大姐说话了。书记呀，今晚楼上活动室不是说给我们老年舞蹈队用了吗？里面咋还有许多桌子板凳摆着呢？
哟，刚开过党员大会，忘搬走了，刘德军拍拍手。叫上几个人，便风风火火地上楼搬桌椅。莫挡到你们跳操了。书记，不是跳操，是跳舞。胖大姐跟着去搭把手，还凑上去笑嘻嘻地跟刘德军说：书记呀，我们这些群众硬是相信你们的，你看，我把钱都存在你们社区银行的！
什么，社区银行？！刘德军唬了一跳，哪有什么社区银行？
就是街对面那家，去年他们来社区搞了些包饺子之类好耍的活动。那大姐说。
刘德军这才搞明白，原来居民弄熟了那些过来搞联谊的银行，因为信任社区，也顺带信任他们。
社区工作就是这样，包罗万象，方方面面，犹如一棵大树分出的枝干那头最末端的——细小不打眼却恰好与叶柄叶片紧密相连。社区居委会说到底是个“居民自治组织”，自己没有一分钱经费，更不可能有上级拨款，每每需要花钱都必须向街道打报告“申请”，可又实实在在地具备无数政府职能。不仅仅是企事业单位的联谊合作，更有实在的琐碎的杂务：比如，大马路上的清洁由环保局负责，转进去的街巷里的清洁则是社区负责；大马路边游摊的管理属于城管，转进去的街巷、菜市场门口之类的管理还是社区；再比如，针对四十至五十岁在家政、餐饮等行业“灵活就业”居民的“4050灵活就业补贴”政策的开展……一句话，居民的日常几乎都与社区有关。有人会说，我是机关事业单位的，我们的事情都是单位全管，不劳社区。可是，他们的孩子入托读小学，接种疫苗，又都与社区有密切关系。
送走两个大姐，刘德军看看表，不知不觉已经快下午四点了。在六点钟之前，他还需要去家访一个低保对象，然后到社区里一对老夫妇家里做协调工作：他们身患精神分裂症的儿子在经过一段时间规范治疗后，病情已经得到控制，医院认为可以办理出院，夫妻俩却出现了争执，老伯希望儿子一直住在医院，免得出来再搞事，老婆婆一心想儿子出院，怕他在精神病院遭罪。如果做完这些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他得抓紧去找住在干休所的居民，跟他们商量与另一个商品房小区公共地块争端的解决方案。
刘德军离开办公室，还在待命中的电脑微信不断发出“当当”的消息提示音，可能是街道正不断发出的各项指令，有上头的最新政策，还有最近的学习教育活动安排，可能是各个口的社区工作人员报上来的周工作总结，或者社区网格员刚刚发现、亟需解决的新问题，也可能是某个经济适用房小区的物管因为居民给的费用太低即将撤场的告知，还有可能是困难居民的求助……等到天黑尽，刘德军从外面归来，再一一处理这些堆叠的信息。
老兵在地方的基层生活，俨然带着“打仗”的节奏。
“我在部队几十年，服务于打仗，还是那种高科技战争，可是，我终究没打过仗。打仗，应该就是现在这种节奏吧？”这样的生活，让刘德军嗅到了熟悉并渴望的气味。
在外人看来，这些年，老兵刘德军其实也不大像个“兵”，他浑身一股子跟婆婆妈妈打交道久了酿成的“烟火味”，喜欢和居民们扯家长里短，不爱看手机、不会弄稍微复杂点的APP，吹自己曾经“为高科技战争”服务吧，却连电脑也操作得不好。2019年的“AI时代”了，晚上得空，他依旧喜欢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跟前一杯浓茶伺候，看的内容都是什么家庭纠纷调解、婆媳关系、夫妻矛盾等等。但是，跟他谈起卫星发射之类，他还真的就一套一套，连“变轨”这个高级词儿都会提到。
不过，想想“刘老兵”这几十年的军地生活，的确也像是卫星在“变轨”。
军人刘德军
1971年春天，一列绿皮火车把幼小的刘德军从四川老家带到甘肃的一片荒漠戈壁，那里叫“酒泉”——他父亲所在的部队，外人周知的是这样一个名字：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事实上，这个荒凉的地方虽名为“酒泉”， 其实距离真正的酒泉市还有200多公里，距离兰州市则足足有800公里，作为秘密的军事区域，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因为父亲的关系，刘德军与母亲及两个弟妹一起随了军。
那一年，刘德军离开农村，也离开西南。他记得，两天两夜，绿皮火车越走越远，渐渐看不到房屋和人烟，直到周遭几乎连一点绿色都看不见，就到站了。父亲穿着一身褪色的旧军装，在这里接站。
算起来，刘德军一家子都当过兵。他父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兵，一直是非常称职的汽车兵，因为志愿兵服役年限已满只能脱去军装，在赴四川德阳工作的途中，被放不下他的部队召回，最终成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一名军队职工，从此稳定下来。若干年后，刘德军和弟弟都当了兵，还做了干部，妹妹则当了几年女兵。刘德军觉得妹妹挺聪明，可惜女孩子家小小年纪心思重，终究不能像两个兄弟一样拼命追求进步，才几年就复员回了地方，挺遗憾。
母亲不喜欢这里的环境气候，常常抱怨这里风沙大天气冷。在西南，十月金秋；在“酒泉”，十月份戈壁滩刮的雪风能把人的脸舔出许多小口子。而且吧，这荒漠戈壁生出的柴禾也古怪，叫什么“梭梭柴”，硬得不行，要把这些深黑色的“梭梭柴”砍成一段一段的，得抡起胳膊用尽气力。好在大儿子刘德军长到七八岁就开始帮着干活儿了，小点的孩子会捡着哥哥的样子学做事。
话说，孩子的观点到底跟大人不一样。地儿荒凉，在小孩看来没什么，这里新鲜玩意多，还是比农村好玩；没钱上部队幼儿园，也没什么大不了，几个军队职工的孩子凑在一块玩打仗的游戏。刘德军的父亲脱掉军装好些年了，为了一大家子人的生计，已经蜕变为一个极普通的“地方人”，经常为了柴米油盐着急上火甚至冲孩子黑脸。刘德军看不到父亲那顶带着五角星的旧军帽，却天天能清晰地听到军号声——因为宿舍离部队的警勤连很近，那里有大功率的喇叭，一身整齐军装的兵们每天列队出操。刘德军想当兵了。
1986年，刘德军从军校“东风中专”毕业，被分配到了位于“大树里”的雷达测量站，这个单位恰好与所学专业对口。虽然是个正团级单位，技术含量却挺大，直接与“卫星”的发射回收打交道。
“等着，将来我肯定是这里的站长。”走进院门，刚刚向哨兵还过礼的刘德军摸摸颈上的风纪扣，自言自语。虽然自说自话的声音很小，可还是被一同来报到的几个年轻人听见了，他们瞥了刘德军一眼，然后互相递了个眼色。呵，这矮个头的小子，不知什么来头，口气还挺大！
其实，刘德军从小就喜欢“当头儿”，也乐意“担批评”。比如，小时候跟伙伴一块玩打仗的游戏，一不小心把别人家的窗玻璃弄碎了，刘德军让其他的浑小子先做“鸟兽散”，他自己站在原地，等着一个阿婆从屋子里拿着扫帚冲出来，跳着脚骂规矩站着的“小屁孩”，这头听人骂完又道歉，回家去，刚从农垦队挣了点角角分分的母亲还要打一顿——要花钱赔玻璃啊，但这个小男孩不会去分辩；从初中到中专，虽然成绩算不上顶好，但为人仗义不怕吃亏，被班里同学拥护支持，大小事都愿意找他商量，所以，他当了整整三年的团支部书记。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这是刘德军青年时代的“座右铭”。
如果未来要做到“站长”，必须从技术岗位起步。刚从军校毕业的干部有一年的实习期，刘德军并没有立刻到达技术岗，而是被分配到站里的后勤分队当了实习排长。那时，雷达测量站大门外只有200米是修好的水泥路，其余都是一片泥泞，物资进出很吃力。后勤分队的实习排长首先得带领战士修路，干各种气力活。扛水泥包，烧锅炉……本来，吃苦于他来说不算什么。9岁那年，刘德军跟着母亲一早去捡骆驼粪，走过一条结冰的小河，突然一脚踩进了一个冰窟窿里，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气，膝盖以下立时冻出一层冰碴子，他被冻得大哭，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大哭。自此，关于任何皮肉的劳苦已经不在话下。
一年的实习期，刘德军表现得格外卖力。“因为我知道，一年以后会重新分配，我的努力领导一定能够看见。那时，我才有资格向他表达我的志愿。”
1987年，结束实习的刘德军当上了雷达接收机操作手，所学专业终于派上用场。那一年，他参与了一颗返回式卫星的发射任务，技术骨干的企图心也如那颗上天的卫星一样，喷薄而出。
可惜，卫星还在遨游天河，刘德军却很快的结束了自己的梦想。
“小刘，你记住，站里任何人找你谈什么，都不要答应。”1988年的一天，技术室主任找来年轻骨干刘德军，语气很沉重。本来，刘德军还想问个前因后果，扭头看见主任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烟头已是满满当当，便主动打住话头。几天后，刘德军被政治处主任叫去谈话，让他调任后勤生产队副队长。他想拒绝，像技术室主任讲的那样斩钉截铁拒绝，但军人“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本性使他不能拒绝。人生的卫星,第一次被迫变轨。
1988年，他调任副队长仅仅两个月，因为队长转业，他便接下了生产队全部工作，接着火线入党，朝着主官的方向进发。其时，生产队要耕种80多亩地，饲养1000多只鸡和200多头猪，还要管理一个生产服务中心，刘德军用尽全力拼了一年，终于完成既定的生产任务。人在一个岗位干久了，如果顺风顺水又有表扬，初心和理想慢慢就会休眠。不到一年，刘德军已经熟悉后勤生产队繁杂的内容，为了推动工作，他主动要求上级再调一名骨干到连队。当那个高挑挺拔满脸带笑的年轻尉官站在刘德军面前，向他讲述连队美好未来的构想时，刘德军无疑有他，对这个新搭档报以了全面信任。但新搭档带来的并非口头所说的“新气象”，日子一天天过去，后勤生产队的气氛逐渐变得微妙，团团伙伙划圈子认老乡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往日诚恳对视的眼神开始变得躲躲闪闪，甚至连生产队的正常工作都被拉了后腿。在这样的局面里，那个人能说会说，而刘德军不想说也不愿说。逆境之中，初心和理想又慢慢复苏了。
1989年，他再次回到技术岗位，这次做的是引导雷达技师，可是时过境迁，一切都回不到从前。此后的15年，他先后担任过装备助理员、计算机室副主任、雷达测量站副参谋长。一路行来，生发许多感慨。
比如，如果想干，在部队一定有机会。当年，6个人竞任空缺的雷达测量站副参谋长，听闻有人的亲戚在总部，听闻有人已经给领导送上了烟酒，刘德军却什么也没做，只是默默地给自己服务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解决点“小问题”。夜深人静，脑子里实在闹腾得慌，就看看三等功奖章，摸摸“优秀共产党员”奖状，内心慢慢平静下来。最终，“什么也没做”的刘德军当上了副参谋长。虽然，离刚来测量站时发下的“宏愿”有些差距。
刘德军是在“副团”时转业的。
“我曾经管理过硕士博士，也有幸亲历了‘神一’‘神二’‘神三’的发射，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样的高科技单位，中专学历是绝对的短板。最终，我的低学历使得军旅生涯止步于2004年。”刘德军说。
“被迫”的选项
从2001年开始，军官转业安置有了两种方式：一种是计划分配，即安置到地方并分配工作，一般会去机关事业单位或者国企，另一种是新兴的“自主择业”。光听听“自主”这两个字，的确就是美好的字眼，有自由的气息，有主体的尊严，国家按月发给退役金，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你肯定是要选计划安置吧？计划安置虽不比自主自由，可还有自己的‘圈子’呀！”领导对已经心平气和接受转业安排的刘德军说，“不过，虽然是组织分配，可是你自己该做的工作也得做呀！”谈话结束之际，领导站起身，深深看了一眼自己往昔的爱将，又重重地拍拍他的肩头。
几个月后，刘德军出现在“折叠城市”重庆。1990年，在他因为种种失意第一次萌生转业念头的时候，他恰好结识了一位重庆姑娘，是呵，在一片荒凉中生活了二十年，是该出去看看了，很快，他和那位姑娘结了婚。但卫星也不是随时转轨的，他当时没能走掉，又继续穿了十余年的军装。按照政策，他转业后将在重庆安置。这个新兴直辖市，虽说之前没有来过几次，但这里也有好几个战友，有调过来如今还是现役的，有转业安置在这里的。初来乍到，刘德军常常迷失在“折叠城市”的某个街区里，被热闹的街景和充斥牛油浓香的火锅吸引着，甚至想要和那几个拿大剪刀剪着火红“二荆条”的大嫂们拉几句家常——他也做得一手好川菜，喜欢在炒菜时加几颗上好的“二荆条”。但一扭头，却瞥见对面的一个局级机关，庄严肃穆，与闹市形成鲜明对比。是啊，我的当务之急是落实工作。上午妻子千方百计托人找的一个机关单位，他精心准备一番拿着花三十多元制作的简历上门，那个三十出头化着淡妆的人事科女科长，在足足讲完一刻钟的电话后才招呼他坐下，刘德军给她介绍自己基本情况的时候，几乎一直垂眼看一份文件，从头至尾，压根没翻一翻那份简介，“我也不清楚，今年我们单位有没有进人的指标。就算有，也得低半级安排。你，在部队副团，在我们这里只能是正科级，惯例了。”
更多的时候，没有任何回音，哪怕心头已经被迫接受未来 “低半级”的安排。妻子只是个事业单位的普通职工，老实巴交，看她打电话到处低三下四托人求人，刘德军不忍更不愿。为什么军转干部在地方工作必须低人一等？为什么地方单位的人看军转干部的眼光都那么尖锐？难道地方工作是军转干部不能胜任的吗？这样想着，一丝丝恐惧开始从头脑中慢慢升起，越积越多。
“走，晚上聚聚。”那天，简历都没能送出的刘德军突然接到战友电话。傍晚，几个老相识在一家火锅店聚首。几个战友都是走“计划安置”的军转干部，从部队到地方有两三年了，大部分人至今仍在单位里“熟悉情况”。
哎，我走的时候好多同事都选“自主择业”。我呢，当时怕成了没人管的“社会闲人”，害怕小孩上学没有办法，害怕自己没有人脉资源，就坚决选了计划安置。开始联系到一个国直机关，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去成，最后分到法院，因为不懂专业，安排到后勤处，越来越边缘化……
你好歹弄了个后勤处副处长，我有个战友更惨，40岁的团政委分到财政局做调研员，处长才35岁，同事都是些30岁上下的年轻人。因为不懂业务，平时只能“打打杂”，大家面子上勉强过得去。直到年末的一天，一个年轻同事做好一份文件，直接吆喝那位“调研员”：那个老蒋，你要没啥事，到市里去送份文件！
……
战友们一人一小瓶白酒，一点小酒下肚，关于“安置”和“自主择业”的话题故事越来越多。那一晚，刘德军始终很清醒，他坐在一旁静静听战友们谈笑，任由心中那点幻想的小火苗黯淡下去。老人们经常说“什么事情先不要想得太好”，可刘德军偏偏喜欢往好的方向想，从军伊始幻想当团一级主官，做个装备处助理幻想要做到装备处处长，当测量站副参谋长幻想要走到“军一级”，离开部队坐在前往重庆的火车上，还想着安置到地方也要“做被人需要的人”。但幻想终归是幻想，刘德军的人生，一如上天的卫星不断经历变轨，而不是朝着某条预定轨道持续前进。
“我是被迫自主择业的，因为既拉不下脸来继续求人，也心怀对地方深深的恐惧。”刘德军说。
当年，刘德军到重庆市沙坪坝区人社局军转办办理“自主择业”手续，工作人员看看他的档案表格，意味深长地说：你在部队是做行政管理的，这种最好选“计划安置”，你怎么会选“自主择业”呢？刘德军沉默了。他在军转办坐了一会儿，那天有许多“自主”战友前来报到，略一打听，都是搞“专业”的技术干部，不少人是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离队前已经和民营医院签好了合同，动辄年薪数十万。
事已至此，接受吧，刘德军艰难地说服自己。选了自主择业，虽说不用出去工作，也有每月退役金保障，但也不能无所事事呀！刘德军选择了做“家庭煮夫”，这一做，就是六年。
“这六年，还包含了我对女儿的愧疚和补偿。”
女儿刘洁小时候随军在酒泉。因为刘德军爱人在重庆落实工作离开酒泉，刘洁就跟着早已退休的祖父一起生活。每周，刘德军回一趟部队家属区看女儿，因为做不了什么，就只好在女儿房间抽屉里放上一些零钱，想着女儿可以拿这些钱买点好吃好玩的。那时，刘德军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新找了一个老伴，一对老人带着个孩童一起生活，难免许多磕磕碰碰，何况老人很容易“老还小”。一个周末，刘德军从部队赶回，却看见女儿站在“闷罐房子”进门处的走廊里哭泣，问女儿为什么不回房间做作业，女儿回答说爷爷奶奶把房间的门锁了，只有他们在家才能打开。原来，某天小刘洁带着同学上家里玩，之后新祖母发现自己手表不见了，就认定是刘洁同学顽皮拿走的，祖父一气之下就决定只要两个老的不在家，就把房间锁上免得丢东西。刘德军心疼地搂着委屈的女儿，心头难受得像刀绞。
六年时间，恰好贯穿女儿的初中和高中。刘德军每天早上送女儿上学，接女儿下晚自习，精心为女儿准备晚餐和宵夜，直到把女儿送进大学校门。
融 入
刘德军开始与社区打交道，是因为女儿刘洁的假期实习。
刘洁大学念的是“社工”专业，但这并不是她的“第一志愿”，因为刘德军一家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专业的具体情况，这只是“第一志愿”失利之后服从调配的结果。“社工”专业假期实习是在社区，做“寓公”数年的刘德军硬着头皮去给女儿联系实习单位。将近45岁的刘德军多年不与社会接触，甚至跟社区工作人员咨询对话都紧张得磕磕巴巴。他跑了几个社区，别人都没同意刘洁的实习申请。最后，他摸索到了藏在“铺面”里的新鸣社区居委会，性格爽朗的社区党委书记罗强敬重退役军人，也希望年轻人多多了解社区工作——因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罗强一口应承了刘德军的请求，答应让刘洁留在社区实习。若干年后，大学毕业的刘洁在另一个社区正式参加工作，做的是退役军人服务，后话。那时，就一刻钟的谈话时间，刘德军眼见罗强处理了若干事项，“城管”、清洁工、助残员、交通文明劝导员还有“片儿警”，形形色色，进出于深藏“铺面”的社区居委会——这里是街巷管理的中枢。一个老婆婆赶过来答谢居委会，她那个三十出头身强力壮却因为聋哑一直待业的儿子在社区帮助下，终于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找到了一份工作。她做了一些肉粽，一一分送给社区工作人员。
“原来这里可以做好多有意思的事儿。”刘德军想。心里有块地方又有点热乎乎的，久违的某种东西开始蠢蠢欲动。此后，刘德军似乎从“冬眠”中苏醒，他开始主动联系战友，关心战友们的“地方生活”——好几个战友通过几年的基层锻炼已经提拔。闲来无事，刘德军也常常去新鸣社区转转，顺便给忙碌中的社区工作人员搭把手。地方上的事情也没想象中那么可怕呀！
2011年春天，覃家岗街道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工作人员，每个社区都张贴着招聘启事。刘德军和一大群人——主要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围观着招聘启事。看着看着，刘德军渐渐锁定了“党务工作者”这个岗位。一如年轻时那般，他依然容易兴奋激动，“这个岗位我想去试试！”话一出口，旁边就有人发问：
“你有关系吗？
“大哥，莫非你在街道有门路？这年头，大学生找工作都不容易，就这几个岗位还不得争得头破血流？”
刘德军扭过头看看四周，是呀，围观的十来号人也就他看上去年纪最大，其他人一看就是80后。他的心猛跳几下，又渐渐平静下来，试试吧，怕什么？
他报了名。报名表显示，他属于年纪“第二大”的。招聘考试有三项：笔试、计算机考核、面试。笔试考“党务基本知识”和“公文写作”，他拿着党章和支部工作条例狠狠背了两周，且原本在部队做行政工作时就常常“写材料”，这一关也就顺利过了。计算机他一窍不通，平素只会敲敲字，虽然在部队做过计算机室副主任，可也就是给高级知识分子做做服务，自己并没有什么专业素养。女儿买来计算机初级教程，他在家里的台式机上下功夫练习，可惜到考场，他跟前摆的是一台笔记本电脑，按键位置和台式机很不一样，他一下子慌了手脚，胡乱地答了几道题就结束了。至于面试，大家私底下认为考官问的问题越多，说明对方对你这个考生越感兴趣。轮到刘德军上场，考官却只问了他一个问题，就让他出去了。回家，妻子和女儿赶紧问他考试情况，他一屁股坐进沙发里，摇摇头：哎，准备好继续做“寓公”吧！
几天后，刘德军居然接到了通知体检的电话。招聘考试竟然通过了？！后来，他才知道，他的笔试和面试都列到第一，就是计算机考了个零分，街道上的领导一商量：嘿，这可是个部队出来的副团职干部，军队干部还是踏实肯干的，要不，咱们给他个机会试试？和招聘考试一样，入职体检并非一帆风顺。大的毛病没有，就是脂肪肝、肾结石之类小问题一堆。哎，人家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零件有点小毛病只要不影响运转就好，同样是街道领导对退役军人的看重和善意。原来，地方对于退役军人始终保有一份敬重和信任。
公开招聘来的社区干部要由街道统一分配。刘德军一心想着去新鸣社区，让罗强书记带着做事，但最终被分到他并不熟悉的上桥村。他道听途说了一个消息，上桥村党委书记和自己住在同一个小区。那敢情好呀，以后肯定很熟络，刘德军有些窃喜，接下来的三个月实习我肯定能顺利通过并留下来。
去上桥村的第一个星期，领导让刘德军先熟悉情况，“看着别人忙得脚不沾地，自己却不知道从何下手，想插进去帮帮忙，也不知道该从哪里插进去。”好几天，从前在部队“眼中出活”的刘德军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如坐针毡，他不敢直视那些动如脱兔的同事们，只好拿起上桥村基本情况、办事流程和党员名册专注地看，倒不仅仅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他是认认真真一字一词地背诵。
一个星期后，刘德军终于分配到了具体工作，有好几项：维稳，森林防火救火以及抗旱的组织协调。
——维稳，那段时间因为拆迁补偿款的问题，村民的对立情绪很重，不少前去做调解的村委会工作人员都挨了打，刘德军个头壮实，气场稳重，不卑不亢地走过去拍拍正打算操起凳子耍横的汉子，一口标准又温和的普通话：大哥，别生气，有事儿咱们坐下来好好商量，行吗？跟着递上去一瓶矿泉水。这场景，那还闹得起来吗？肯定熄火了。横汉子把凳子搁地上然后坐下，刘德军蹲在一旁跟他拉家常，然后掏出小本子把村民的诉求一一记录下来，回头再来拉扯折中的解决办法。
——森林防火救火，他坚持每天巡山，三个月共救了五场火。
——抗旱，他跟着村民挑着水跑颠在田间地头，歇口气，又给几户残疾人家头送水。
三个月实习期满，刘德军评了个全优，正乐，却接到意想不到的通知。上桥村党委书记不愿意留下他，理由很是爽利：我们需要的是写作能力强的党务工作者，不建议此人留在上桥村工作。刘德军很委屈：是你们分配我做跑跑颠颠的事务，根本就没有机会展现写作才能呀！虽然上桥村不留，但刘德军三个月实习期的突出表现引起了街道的重视，2011年10月，覃家岗街道党委将他放到新立社区，第二年的1月份，他又当上了社区党委副书记，“那一年，我结合基层工作认真思考，先后上了160多篇简报和文章，在整个街道排名第一。”
新立社区有许多农转非的党员，哪怕户口落到城市已没有土地，却依然保持着过去劳作时的生活习惯，不少人在新立菜场还租着摊位售卖从盘溪批发来的蔬菜瓜果。这些闲不下来的“农转非”党员的组织生活都在大清早，“他们通常早上7点半之前就到达会场，发言都带着浓浓烟火气，他们能用朴素的小故事告诉我社区里的新气象，我得向他们多多学习讨教。”向群众学习就得比群众起得更早，直到现在，刘德军都保持着6点钟起床，7点过点就出门的习惯。
“也是在新立社区，我学到了社区工作的真谛，那就是‘本职工作业余干，上班时间与群众在一起’。”每天的家访及与居民面对面宣讲政策，会占去一大半的工作时间，时值“创建文明城市”，刘德军挨家挨户做工作，连让居民将搁在公共空间的一个花盆拿回屋里，他都要对方口服心服。午休及下班时间，刘德军在电脑上迅疾码字，撰写需要向上级报送的各类材料，“在社区，我是被居民们所需要的。”
“那个时候，我并不清楚什么叫‘自主择业转业干部’，也不知道他这样从部队出来，有没有生活保障。只是想着一个40多岁的副团级领导回到地方从头干起，当个跑腿的，也不知道能不能低下身段。不过，那天见他端碗素面蹲着跟居民摆谈的模样，我就知道他肯定能坚持下去。”刘德军现在的同事、在上桥村就相识的钱春燕说。
脱掉军装六年后，刘德军终于鼓起勇气，一点点融入社区，融入社会，并再次意气勃发。人生进入了一条崭新的轨道。
社区工作杂记
以下段落整理自刘德军工作之余记下的笔记——
今天下午是小毛第六次过来要“低保”了。他在新立社区挺有名，是“二进宫”出来的劳改犯，我衷心希望他生活从此安定下来，也可以减少社区的不稳定因素。可是，“吃低保”是有政策规定的呀，每条每款清清楚楚，也很苛刻。小毛从监狱出来，虽然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又孤零零的一个人，可他有自己的一套房子，光这一条就不符合规定呀！低保吃不了，他年纪轻轻得找份工作才是“长久之计”， 是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好！小毛的事情有眉目了，我得抓紧再跟那家公司谈谈，小毛是有能力胜任那份工作的，实在不行我来替他作担保…..
——2012年9月,在新立
万万没想到，今年我刚被选举为新立社区居委会主任，就被居民给告到法院成了“被告”。事情的前因后果其实很明晰：一个母亲因为职务犯罪被判刑入狱，刚刚出生的小婴儿被保姆搁到法院门口……孩子虽然系非婚生子女，但其母拒绝透漏孩子生父信息，这样，指定监护人这块就十分为难。后来几经曲折查明，孩子的姥姥就在我们社区，于是，我代表社区居委会依法指定姥姥为小孩的法定监护人。可是姥姥坚决抵制这个指定，并到法院起诉社区“指定不当”，请求法院指定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姥姥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藉此让自己深陷牢狱之灾的女儿获得“监外执行”的机会。可是情归情，法归法，法律不可能因为个人意愿而打折扣…..不出意料，我有理有据地打赢了这场官司，可是姥姥还是不愿意接手这个可怜的小婴儿，好在社区里有个热心的大姐帮忙照顾孩子，亲亲抱抱就像对自家孙儿一样。我们社区干部也没闲着，给孩子申请了“困境儿童救助”，每月600元钱，虽然不多，也算尽了一份心意……人心好歹是肉长的，三个月后，姥姥接回了自己的亲外孙，看孩子被我们带得白白胖胖的，临走，还低着头说了声“谢谢”……我发现，作为社区干部，经常会面对各种法律问题，还要应付居民间的花式“扯皮”，应该好生学法，还要多多学习调解矛盾的技巧……
——2013年10月，在新立
我调到新鸣社区当主任了，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了最初的愿景——嗨，我刚开始不是希望和罗强书记在一块战斗吗？时过境迁，现在大马路对面的凤天路社区是街道的“模板社区”，挨着森林公园，各种资源都是顶配。听说，我原本是要到那里去的，阴差阳错才回到新鸣。其实也没什么，不羡慕不嫉妒，自己一手一脚干出的成绩才更有自豪感！
——2015年4月，在新鸣
今天又在现场打桩子忙了一天，街边人行道老被机动车占道的问题差不多解决了。一个路人经过，好奇地打量了一下施工现场，看我戴个草帽，扶把铁楸，浑身晒得黝黑，就跟我说：师傅，这就对了，“创文创卫”还是要落到实处，给老百姓做点实事，毒日头底下干活，辛苦您啦！
——2015年7月，在新鸣
这是我第二次辞职，第二次被拦下来……必须承认，我的脾气不算好。第一次辞职，是在新立社区做副书记的时候，有一天接到街道通知，说必须在中午12点之前报一份总结，居委会主任外出开会，于是我凭着对社区工作的认知，绞尽脑汁弄了一上午材料。11点半钟，主任回来了，我向他报告了这个紧急任务，并把刚写好的总结给他看。岂料，主任嘴角轻轻一扬：这有什么，要是我在，压根就可以不报！“体制内”的某种优越感，在这位“有编制”的居委会主任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越看越不是滋味。“看来我确实没啥用。”我回了一句，并很快递上了辞职报告，但是最终被街道拦了下来。最近一次，为了应付“创卫”检查，隔壁社区将一块垃圾遍布的荒地“推出来”，在边上插块“新鸣社区”的假牌子。社区因此挨了批，但我不服气，据理力争，虽然生气的领导不愿听一点解释。我的原则是：如果责任真的在我，我不会推卸，但如果事出冤屈，我也绝对不能打掉牙齿和血吞，尤其事关一个社区的荣辱。第二次提出辞职，以此表达我的坚持……好在，事情终于调查清楚了，我才可以有底气继续干下去。
——2016年9月，在新鸣
这几天，我东奔西走，使劲儿游说那些在商业街餐馆里打工的大哥大姐办理医保。医保何其重要？一场大病就能让他们辛苦打工多年的积蓄化为泡影，还会因此欠一屁股债。过去他们总说医保费用高舍不得买，我这几天宣讲的是“4050灵活就业补贴”政策，国家可以帮助他们这些“灵活就业”的中年打工者购买社保医保，何乐不为？上午，有几个人主动来询问这个政策了，也算我的宣讲初步有了效果。
——2018年11月，在新鸣
关于社区那个有名的“啃老族”，经过密切接触，发现真相跟传说差异很大。众所周知，那个“啃老族”40岁出头，一直没有工作，靠着父母养活。母亲去世早，父亲一人苦苦支撑，他也帮不了一点忙。父亲去世后，这人住在公房里，靠着老辈子留下的2万多块钱“遗产”，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钱必须省着用，一天最多吃两顿；如果身体不舒服，就在药店买块把钱的便宜药来对付。他几乎不与外人打交道。知道这个“啃老族”的情况后，我的第一认知是给他做思想工作，然后再尽快给他找份工作。待我见到他时，方才大吃一惊，这个人戴着啤酒瓶底一般厚的眼镜——近两千度的近视，拿不动任何重物，柔弱得几近“手无缚鸡之力”。我带他去医院体检，结果查出多种严重疾病，事实证明他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原来，“啃老”是出于身体原因。这次，我主动要求此人“吃低保”，帮着他出证明，亲自带着他去跑这件事，如今手续已经办好。为了确保他的安全，我还专门嘱咐了他的邻居照顾他。后面，我每过一段时间就会上门去家访。
——2019年2月，在新鸣
最近，几个小姑娘都跟我抱怨说报账太麻烦了。社区没有拨款，做任何事都要向街道打报告要钱，或者是先垫钱然后报账。这不，弄社区篮球场围栏花的钱，从社区到街道，上上下下签了六七个字、跑了五六遍都还没报下来，已经有两个月了。报账这件事这么繁琐，其实往好的方向看，属于街道在钱款上严格把关，可以看作对社区工作人员的一种保护。但话说回来，如果不是要钱报账，而是其他跟居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却需要上头统筹解决的事，为了防止“拖拉”，有时候，我会主动请群众到街道去“告社区”，当然，这是基层工作方法之一……
——2019年4月，在新鸣
周末，和家人一起逛华彩菜市场买菜，出于这些年养成的职业习惯，我见到市场外面推车子卖水果卖零碎的那些游摊，就立刻呵斥他们离开。其实，我也知道他们生活不易，只是白天市容市貌有要求，如果傍晚他们出来，我大概率也会装作没看见。
——2019年9月，在新鸣
未来我有两个大计划：其一，打造“书香社区”。这绝对不是空谈，之前我们已经针对老年人开设了整整4年的“科普大学”，每周二下午开课，都是以“公益”的名义外请专家讲座，还建成了一座“职工书屋”。有了好的基础，未来一定可期。其二，我再干两年就准备彻底退休，到时就去周游全国，走遍山山水水，放飞自我！
——2019年12月，在新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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