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的老地图上，曾经有个文化味十足的地名“状元桥街”，民国巴县志也将其列入“街道表”予以确认。街名源自桥名，状元桥实有其物，位置约在望龙门解放东路与二府衙相交处。不过现在已经消失，被埋在公路之下。
解放东路原名林森路，建于抗战时期。公路修建之前，从大河码头上岸的旅客，自东水门进城，经芭蕉园、洪学巷、二府衙一路石梯爬上去，出长安寺，就到了大梁子（今新华路）。状元桥是上、下半城之间的重要交通节点，也是当年的城市地标之一。
与状元桥同为下半城地标的，还有座双状元碑。清乾隆《巴县志》：“双状元碑，在县学……系嘉靖中郡守昆明黄凤祥为绍兴状元冯时行、开禧状元蒲国宝立。”绍兴、开禧为南宋年号，嘉靖为明代年号，这是说双状元碑是明代中期在县学树立的，并保留到清代。
县学亦称文庙。近代重庆地图对巴县文庙有清晰标示，在二府衙一侧，即后来的重庆26中学位置。当然，古代文庙范围要大得多，其中既有大成门、灵星门、大成殿、崇圣祠、忠孝祠、乡贤祠等祭祀建筑，也有学署，教谕署等教育行政机构，还有“文治光华”碑、双状元碑等纪念性建筑。双状元碑在灵星门内，配属于文庙，以示对本籍人士获得儒学最高成就的尊重。重庆人历来有崇仰文化的传统，巴县文庙和重庆府文庙（今临江门转盘位置），两处祭孔圣地齐集母城，便是证明。
桥和碑都跟状元有关，两位古代状元留下过什么榜样，当今时代还值得人们纪念吗？回答是肯定的。
说起来，冯状元可算是重庆人的典型代表，生性耿直，说话直率，连皇帝都敢顶撞。史籍记载，冯时行年少时便才华横溢，胸怀为国为民的远大抱负，成为状元后，先后在地方和朝廷为官，议政往往切中时弊。皇帝也很器重他，擢升其任左朝奉议郎，相当于内阁秘书。
其时赵宋王朝正面临内忧外患，“靖康之难”后北宋亡国，逃到南方的宋高宗将都城设在临安（今杭州），是为南宋之始。
绍兴八年（1138），冯时行向宋高宗面呈《请分兵以镇荆襄疏》，反对权臣秦桧的议和主张，建议加强岳飞的兵力与金兵决战江汉，一举恢复北宋失地。但他的主张却被宋高宗和丞相秦桧拒绝，其时朝廷一心求和，皇帝身边已经容不得主战派，于是“乃命进秩，擢知万州”，对冯时行明升暗降，打发到地方任职。
冯时行在万州（今重庆万州区）知府任上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仅两年就为万州积累下一笔财富。不料却引来朝廷贪官觊觎，万州库银被秦桧手下以充实国库为由，动用五百飞虎军强行调运入朝，又诬告冯时行抗拒朝廷以图谋反。朝廷罢黜了冯时行，并将其从《大宋状元录》除名，“自是坐废者十八年”。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国撕毁与南宋的盟约，兴兵进犯边境。其时岳飞早已遇害，秦桧也已死去。高宗皇帝想起了当年那位冯状元，急诏赴京议事。冯时行从巴蜀赶到建康（今南京），因突发急病不能再去京城，抱病写下《请易田师中用张浚刘绮疏》，建议朝廷起用抗金名将张浚、刘绮，并促请皇帝下“罪己诏”检讨过失，以此凝聚民心，一致抗敌。史籍记载了冯时行的铿锵之语：
敌决败盟，望移跸进幸建康，下罪己之诏，感动中外，愿与社稷俱为存亡。自古未有人主退而能使天下进，人主怯而能使天下勇……
——（清）陆心源《冯时行传》
这样“大逆不道”的文字，高高在上的天子岂能容忍？宋高宗干脆不要他再回朝廷了，以一纸诏书把冯时行打发回巴蜀，任命他为彭州知州及成都府路提刑，之后再改任巡抚之职。而冯时行嫉恶如仇、为民请命的性情依然如故。
那一年，冯时行巡视到雅州（今四川雅安），当地百姓纷纷举报知府贪赃枉法，“损不足而奉有余”，令农户承担比过去多几倍的税赋，民众稍有不满，还被抓去服苦役，甚至虐待致死。冯时行雷厉风行惩治贪官，废除严苛法令，让百姓休养生息，雅州的经济和民生很快改观。
南宋隆兴元年（1163），63岁的冯时行在雅州去世。宋孝宗鉴于巴蜀百姓对冯时行的崇敬，敕令纠正前朝错误，恢复冯时行状元荣誉，追封古城侯。冯时行家人将其移回老家，安葬在巴县鱼嘴沱。
与冯状元的刚直官声不同，开禧状元蒲国宝更多地以一个文人的形象，留在巴渝历史典籍里。
蒲国宝生活的宋宁宗时代（1195-1224），金国逐渐衰落，蒙古刚开始崛起尚无力南侵，南宋获得短暂的安宁，经济文化繁荣。状元蒲国宝没有出任朝廷命官，回到乡间教书育人、潜心治学，成为受人尊敬的乡贤。他曾有诗文无数，但多数散失，只留下一篇《金堂南山泉铭》传世。
列入清代《四库全书·艺文志》的《金堂南山泉铭》，是蒲国宝为家乡一处风景名胜所写的碑记铭文，除四言诗体的铭文外，还有散文式序言。在其笔下，重庆乡民对自然山水的喜爱之情，现在读来也栩栩如生。文中对陆羽《茶经》等作品的点评，则可见巴蜀与江南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重庆历史上的两位状元同时出现在宋代，绝非偶然，状元桥与双状元碑故事便留下了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