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邮亭鲫鱼”是一位姓向的60岁老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才推出的；还有人说，“邮亭鲫鱼”是一位叫“刘三姐”的刘姓女士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先推出的……
“邮亭鲫鱼”，作为故乡饮食文化的一张名片，到底生于哪朝哪代？
自小，看母亲烧鱼，煎、炸、煮、焙、熬，无论哪种方式烹饪出来的鱼，尽管只有极少作料相伴，都本着天然鱼质的优越，有着纯粹的口感与香醇，就好奇地问过母亲为何这么会烧鱼？母亲总答：外婆教的。
如此推断，故乡所在地的做鱼方法，沿袭非常久远。既然为传统所得，定是与地域有关联，天长地久，盛行于民间的做鱼方法不断传承和发展，为后来“邮亭鲫鱼”的脱胎换骨积攒着条件。
翻阅历史和美食典藏，总能发现：饮食文化与地容地貌，风土人情，历史发展息息相关。一个地区的融合，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的融合，更包括外来文化、生活方式等诸多层面的融合，其中饮食文化这种关系到日常百姓生活的最直接方式，是最有见证和生命力量的遗留产物。
对“邮亭鲫鱼”这一地方名吃的记述，最早出现在清代咸丰年间。
邮亭，为成渝交通咽喉，也是长江水运向陆地转运的要塞通道，更是整个巴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带。在陆路运输仅靠马帮转运的年代，长江中上游大量的水运物资在重庆永川松溉码头下船后，转为陆路，由马帮经邮亭铺转向四面八方，致使客流往来不绝。邮亭地属丘陵，塘堰溪河众多，冬屯水田富足，土地肥沃，为富庶的水乡鱼米之地，尤其适合鲫鱼这种生存能力极强的小鱼类生长发育。无论冬水田，还是塘堰沟渠，都可见它们的踪迹，产量尤为喜人。
邮亭，还是通向大足石刻必经所在，自古有“上朝峨嵋，下朝宝顶”的佳名。
随着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盆地内官道私路纵横，水路陆路相间，成渝间的交流空前繁盛，唐宋时期，“东大路”已为成渝间最主要的官方驿路，也成为商贾信史往来的重要通道。
故乡有条老街，叫“邮亭铺”，也就是最初的“邮亭驿站”，现叫“邮亭老街”。
明代大足的一位张养性知县，写有《邮亭行署馆记》一文，文字详细阐述邮亭老街曾经的历史与荣耀。既为行署，顺理成章就被认定为“行政公署”，是方圆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守政一方的官吏行使职能办公之地，其热闹和兴盛理所当然就具备。
自清代咸丰年间，南来北往的旅人达鼎盛，都喜停留邮亭铺，喝茶、打牌、吃饭、住宿，形成“白日里千人拱手，入夜后万盏明灯”的繁盛景象。一些精明的故乡人抓住商机开起路边食店，出售鲫鱼与客人食用。没想，故乡此地煮出的鲫鱼味美汤鲜、肉质细嫩醇香，赢得过往旅人和商贾大加赞赏。天长日久的发展与创新，形成以麻辣鲜香，汤汁浓稠，口感独特的特色餐饮而声名远播。
因世事动荡、战争和灾荒，“邮亭鲫鱼”一度沉沦，似有消失殆尽，但在故乡民间百姓家，烹饪鲫鱼的技艺却长传不衰。
从外婆的外婆那流传下来的烧鱼方法，母亲坚持和传承着，又受物质和经济条件的限制，烧鱼也只能因陋就简。故而，才有了我从小就吃得最多的“锅巴鲫鱼”。
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表面绝迹的邮亭鲫鱼又遇温润的土壤复活起来。在一些地方文化学者的指点下，尤如一夜春风，邮亭很多餐饮店便挂出了各种“邮亭鲫鱼”招牌，逐渐形成享誉川渝、名满西南的特色菜品。
如今，“邮亭鲫鱼”，已是重庆饮食文化的一张招牌，也是一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文化符号，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种文化的交融，没有长年累月的积累，没有成百上千年的消磨融化，总是难以打磨成气候。除了邮亭的地理位置，风情地貌，区位优势等，大足文化底蕴的深厚，也是造就这张名片的重要因素之一。
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窟，在大足境内密布丛生，从唐末到宋、元、明、清一直延续的摩崖石刻雕琢，形成庞大又精深的石窟群落，几百上千年的雕凿，遍布70余处的摩崖石刻，5万余尊精美的雕像，按当今发达的雕琢工艺来看，也是一项浩大又复杂的系统工程，何况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这样庞大又细致的工程，本地的工匠定难完成，由于大足石刻是北方石刻没落后在南方的又一文化胜迹，来此造像的匠人又多为北方迁徙而来，如此一来，石刻造了一千年，工匠走了一批又一批，来了一批再一批，大足成外来人口聚集的重要场地。南来北往的过客，天南地北的工匠，均齐聚于此。
大足，从石刻开凿的第一声清音开始，注定这片土地是一个人类聚集的胜地，这样的相聚，是一个光辉而又艰难的社会大集合。这样的集合，必定带来餐饮文化的大融合。
重庆地区温润潮湿，湿毒成为多种疾病的潜在因素，花椒和辣椒是去湿除瘴最好的食疗佳品。在烹饪鲫鱼时加上辣椒和花椒，或者干脆再加以姜葱蒜等各种香料直接红烧，故此发展成今天我们吃到的以麻辣风味为主的“邮亭鲫鱼”了。
“民以食为天”。正如央视《舌尖上的中国》所述：任何一个地域，一道美食，都衍生出丰富的人文内涵和地域文化元素，且背后都无疑演绎出人的故事和群体的智慧。
那么，“邮亭鲫鱼”的发展史，谁说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