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出生就注定要死，及至死乃死者为大。 换种说法，人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一步步一天天向死亡走去。这话听起来刺耳，感觉极不舒服，但没办法，事实如此，概莫能外。回过头来，向死而生，岂不会活得更好？ 尽管排除疾病、意外诸因素，人类的寿命在逐渐延长，史载明清时期国人的人均寿命40-50岁，民国至解放前人均寿命50-60岁，“人生七十古来稀”该是那些个时期的真实期颐与写照，时至今日我国人口正常死亡的平均年龄男73岁女77岁，“人活百岁不是梦”成为身边可见的现实，但是，这个不同寻常的“但是”转折下来的重锤，足以让你清醒，不管你活得多长立得多久，终将倒下，归于尘土。杨绛先生在《一百岁感言》中清醒地意识道：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人活着，就会有思考。感谢上苍给予了人类最大的恩赐——造字，有了字，以字组句，所想才有了载体，所思才有了语言的表达，有了思想而且是能表达的思想，才使人区别于仅仅图求生存的一般动物成为高级动物。文字装载语言，语言在不断“输出”与“输入”以及两者之间的摩擦碰撞中形成思考，思考的“钻头”从不同方向、角度、维度射向世界和人的内心，理性和非理性的思想由此诞生。亚里士多德说：“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但思考来思想去，把人世看了，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人生的终极提问。 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去哪儿？这三个关于人生的提问促成了人类的哲学思想，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探讨、研究形成了卷帙浩繁无穷无尽的学问，也可以说成为了考验人类智慧的终极问题。二千四百年前，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贤”，被后世普遍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人。因为史料的缺乏，因为苏格拉底为“三贤”之先，且一生述而不作，靠作学生的记叙、梳理和阐述，才将其言论、思想以及所作所为集约编撰为文传承于世，后人梳理总结前人的哲学思想，有人便将这终极三问称之为“苏格拉底三问”。类似的提问还可以在《圣经》的不同部分不同章节里找到原问，出自耶稣或其他的神或人之口。法国画家保罗·高更曾画过一幅题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的画，也许可以认为“三问”是高更提出来的。事实上，出自谁之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问”自我拷问，自我探索，促成了人类的积极思考，促进了人类的深刻思想和实践，并且抽象出了它的哲学意义。于每个人而言，能够直抵人，生而在世必须追问其自身生命的本质、来源直至归宿。反过来说，每个人都用一生来践行或者证明这终极三问，及其意义。 “三问”都是大题，是大难题，对“从哪里来”“要去哪里”两问也就是对“生、死”的追索，可以大胆预言，似乎永远不可能探索到答案，不管他是何方圣神，不论他具备多高的高度、多深的深度或者新增什么维度，也不论出类拔萃的人类发明多少高精尖的科学技术，并且集优借助这些技术，只能是在此岸止步而无能在彼岸登陆。鸡生蛋蛋孵鸡，只是一种循环，鸡死魂又还蛋，既不见物理渠道也无法寻觅无形轨迹。佛家敬惜每个生命，怕的是开罪那种生物的在天之灵而受报应，当然也仅仅是信众执念。“至圣先师”孔子与弟子之间的探讨，《论语》是这样记载的：子路问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尽管“大哉死乎”，不管后人怎么去阐释，上升至极高的哲学意义，毕竟这两头在彼岸的说法还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哪怕人类灵魂深处衍生最虔诚最极端的宗教，依然是有提问但无果，有的倒是无尽的揣度和无边的猜测。 我是谁？千百年来困惑着自己提出此问的人类自己。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人在德尔菲神庙阿波罗神殿前的石柱上刻下这样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细思却震撼人心的箴言：“人啊，认识你自己。”他们认为只有认识自己方才具备智慧。千百年来的后人们。迄今都没能缜密、周全、深刻地弄懂这个问题。古希腊充满智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审视自己一生后不无感慨地说：“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为了认清“我是谁？”古今中外的人们，不管是自以为手握乾坤可以主宰人类命运的伟人，还是在不同领域大有作为或者小有成就的功成名就者，抑或是命贱如蝼蚁汲汲于生存的芸芸众生，都在自觉不自觉地省察自己，不断地设定人生目标然后用实际行动去证明自己，这个过程延伸在人出生以后死亡之前，实际上就是解决一个“人怎样活着”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史上又被称之为“苏格拉底命题”。 世界走到二十一世纪，人文学科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是前所未有，可以说是超出自己创造奇迹的人类自身的想象，踏上月球的人类足迹、近距离探索火星的触角、可以在某些方面替代甚至超越人本身的智能机器人、几乎无所不能的互联网、环垂穹宇的星链······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简直就是一场革命，高度发达，迅猛前进，但同样解决不了人出生前的“来向”及死亡后的“去向”问题。于是更广泛的族群更多的人聚焦于致力于“人怎样活着”这个命题，这着实让活着的人做足了文章，足登高山者写下鸿篇大著，步履低谷者绝大多数悄无声息地来默默无闻地去，能在人海中史籍上留下只言片语尚属凤毛麟角，即使如此，其后的史料既浩如烟海也千奇百怪。 我是谁？践行了“人怎样活着”这个历程最能够证明或者说明，所谓“盖棺论定”是也。西方人习惯看重过程，东方人则凝视结局，但最终殊途同归——走向死亡。排除被动、意外、疾病诸多意志以外的因素，主动面对甚至主动选择死亡的人无疑更能说明“我是谁”。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以侮辱雅典神、引进新神论和腐蚀青年思想的罪名判处死刑，在喝下那杯毒堇汁之前，他语出惊人：“现在，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活着；究竟谁过得更幸福，只有神知道。”何等自如，何其潇洒。原本他是可以选择不死或者逃避死亡的，可他选择了死亡，即使死他还阐述了他对死亡的独到见解，因而死得其所。 作为一个思想家、哲学家，从来还没有哪一个像苏格拉底的死，在后世引起这么多不同凡响的反思，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这桩注定要影响历史的死亡判决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生取义的伟大哲人，另一方则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被后世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而且审判他的法庭由500名来自城邦社会各阶层民众的陪审员组成，陪审团又遵循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的判决。说苏格拉底主动选择了死亡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就使得此案在当世就笼罩着一团迷雾和极其浓郁的悲剧色彩。如果凭借智慧，他完全有辩护能力说服多数陪审员站到自己一边，他的朋友愿意代他缴纳一笔可观的罚金保他被判流放，即使被判死刑后朋友们也能够帮他越狱逃生，但都被他一一拒绝。他说：我宁愿选择死也不愿婢膝地乞求比死还坏得多的苟且偷生。他不愿意为了活命，就利用言论自由替徒有其表的民主制作最后的辩护，使自己失去精神内核。 他无愧为先哲，就是死也死得何等从容，何其优雅。1787年，法国画家雅克·大卫创作了油画《苏格拉底之死》形象地描绘了他临死的情景，尽管不具真实，却可以看见他安之若饴饮鸩自尽的冷静和最后谈论哲思的潇洒。这是一幅画，但表现的绝不是他的做作，因为他的内心对死亡自有他别具一格的认识：死亡对人来说是一个秘密，要么是无，要么是灵魂从这个世界迁移到另外一个世界。居于这样的认知，死亡还有什么可怕的呢？甚至可以说是一件高兴的事。 主动面对或者主动选择的死亡——人的生命的最后篇章，也各式各样形形色色，或兴高采烈，或甘之如饴，或默默无闻，或壮烈绚丽，或奇彩独具，或被演绎为以为迥异的传说，留下生死千古事的史载。 一般人眼里对那个未知世界充满恐惧，认为死亡是痛楚、悲哀而可怕的事，而先哲们似乎先知了那个世界的感觉和模样，独具欣然的认识，甚至对自己死亡的方式都作了一番研究，再作出一道道奇特的别具一格的选择题。二千四百年前的苏格拉底之后，类似的典型人物在西方文明中可以列举许多，近代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是唯意志论的创始人，认为生命意志是主宰世界运作的力量，人生是以受难的方式逐步走向死亡；生命是向死亡讨来的借贷，而睡眠，不过是缴付每日的利息。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家世破离，因患肺炎死后，把所有财产捐献给了慈善事业。西方文明中有这样的先知，东方历史上同样有许多认知旷达的先哲。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以诗为歌，吟道：死亡不是油尽灯枯，它只是熄灭灯光，因为黎明已经到来！《庄子·至乐》中记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认为，死人当哀。庄子大笑，说，她仰卧天地间安睡，太阳和大地都是她的棺木，我在旁边哭哭啼啼就太不懂生命自然的道理了，我该替她高兴才是。 对死亡认知通透、豁达、旷明的先哲，对死亡无惧、无悔、无疑姿态和言行，为他人为后人对死亡的认识作了几乎是先知也可以叫做神明的引导，姑且不论其深度、广义和可信度，至少对芸芸众生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对死后世界无妄猜测产生的惶恐心理，起到了积极的舒缓作用。 不容置疑，世间很多人都生活在功利世界，出于其他的目的追求而主动寻死或者以死明志，也是把死亡作为人生的最大事，以结束生命为代价来彰显生命价值及生命以外他认为值得追崇的意义。从寒食节的起源，来看看介子推之死吧，人们引申出了几多的意味。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逃亡19年，曾经在饥寒交迫之时，跟随他的介子推从自己腿上割下一块肉让他充饥。重耳即位后遍赏功臣，介子推则隐居绵山，重耳为寻他出山，纵火烧山，事后发现他竟背着母亲烧死在一棵柳树下，并留下遗言：“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为纪念介子推，晋文公定当天为寒食节，第二天为清明节，改称绵山为介山。介子推“割肉啖君”以死明志，明的是“忠君”之“志”，是为本意，而后人演绎的意义可就多呐，为国为民，不慕名利，无私奉献，救人济困，克己救人不图回报，总之，成为后人绵绵不绝的学习和教育资源。 谁都知道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诛的“六君子”，谁都记得留下豪迈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诗句，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口号，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的变法志士谭嗣同，但是，有多少人知道，1898年9月28日，慈禧下令对谭嗣同“特别照顾”，用未开过刃的“大将军刀”将其斩首，这种连切菜都困难的钝刀却将大呼“快哉快哉”的志士足足砍了30多刀，其痛其状何其惨烈；有多少人知道，闻知变法失败，谭嗣同能够脱逃可以避死，但时年33岁的他坚决说不，还掷地有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又有多少人知道，被押往菜市口刑场途中和刑场周围里三层外三层的旁观人众，只知道这是一群该死的乱臣贼子，却无人真正了解这6具被斫的身躯到底是为谁捐躯；再置一问，更有多少人知道，谭嗣同父亲谭继洵当时乃位居湖北巡抚的高官，既无力救子，又不得不服从朝廷，还得承受教子不严的责苛，只能以泣血的心颤抖的手写下一副“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的挽联，足见一位父亲万箭穿心般的痛楚，暗暗长夜中其情可哀可悯。“戊戌六君子”之死，固然彪炳千秋，可在当世究竟唤醒了多少国人的觉悟？ 伫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正中央，始建于1952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上写着：“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死者为大，不是简单地认为他处于人的生之顶端或者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而应当是对他之死的价值认同。这是新中国对献身的无数先烈的国家纪念，体现的是新政权祭奠人民英雄之死的国家意志。 没有人一出生就注定成大事作伟人，人生在世有千万种活法，作为人生的结局，因为认知的不同，追求的价值和意义的不同，死亡的方式也千差万别，但确实值得深思之细考之。毕竟人之生命来之不易，而且不可复制地只活一次，死亦是人生唯一的一次谢幕，不仅仅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而是历经沧桑之后有的安然、有的黯然、有的粲然甚至极其荒诞、古怪有趣的结局。作为一个时代思想先锋的哲学家，对死亡的思考、假设、猜测还具探险意味，不然，怎么解释有的哲学家离奇乃至匪夷所思的死法。美国学者西蒙·克里切利就在《哲学家死亡录》一书中搜集了大量古往今来的哲学家对死亡的思考和死亡方式，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人啊，总是把死亡当做生命的一部分来对待的，哪怕它是最后的一部分。 站在人生的止点，在他人眼里有高低贵贱之分，有伟大崇高卑下无耻之别，而对他自己对生命的本质而言，统统都是一样：不知去到哪儿。 既如此，我们不妨“笑谈死生悠悠事，做好人世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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