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华：读书与写作

将读书与写作两件事同时放在一起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真正用心地读书和写作，无疑是一件极孤独极耗神也是极危险的事情，读书是作者对读者的“神来”，写作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神往”，是两者之间灵魂的碰击、摩擦、融合、交流的过程。旁人看来枯灯黄卷地读或奋笔疾书地写，孜孜不倦的身影何等清凄悲凉，事实上也是一个人在一条极其孤悬的独行道上茕茕孑立踽踽独行，尽管自身乃是在不知多么广阔的空间多么漫长的时间多么深邃的内涵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信马由缰，欣赏的景色何其美妙，回馈至心灵的感受何等独特，但不得不说的是还存在掉下悬崖、误入歧途或陷落泥淖的危险。

是的，读书是一个人孤独地行走，对于一个既读书同时又写书的人来说，读书与写作依然是一个人的行走，只不过自己开启了一个“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模式，读书是“承前”是“推陈”，而写作是“启后”是“出新”，好比前方导师以书为旗帜为介质作指引，其后的追随者或紧迫或松散地趋步前行，导师完成自身的使命后避身去了路边，追随者超越上去，途中或遇一个节点或行至某一个岔路口，何去何从，导师无语，只得自己停步斟酌，自选一条正确或者趋向正确的路，这个选择就隐藏着也许是危险的因素。读万卷书，逢无数师，在于无时不刻地接受理解、分辨细析、深度思索，偶有开悟即信笔开来，向自己确定的方向披荆斩棘，竭力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或另辟蹊径，开山截流，或启迪魂灵，放飞思想，历经千辛万苦熬炙灵魂升华至新的更高的境界。我始终以为，读书是积累知识获取灵魂生活资源的主渠道，知行合一尚在其次，写作是更深一个层次对知识的积累、沉潜、过滤、消化，经过灵魂层面的抵牾撞击，多向多维度多题材地“启后”“出新”和超越，产生出富有新意或具亮点或者他人无所言过的全新的文字。这两者既传承借鉴又比照追逐，演绎出来的作品才更好更美更具人文价值的精髓，经得住时间的检验。这条既宽又窄既曲又直既平面又立体的道路，足以让硕大的鸿篇巨制、精致入微的思绪情愫、百转千回终成体系的思想理论或进或退或奔驰或旁逸斜出或起飞翱翔。它有着一个伟大但沉静而从不喧哗的名字，叫做——思考。失去这条道，人类将走向黑暗；这条道塌陷，社会将滑向邪恶。

正因为有理性的参与，因为心灵有良知的评判，我们不得不警醒自己包括所有的读者和写者，并非所有的书都是良师益友，还可能是诱导你误入歧途或走向邪路的伪装成天使的恶魔，因而曾有大师将其称之为“阅读的危险”。如果我们不加以十分的警惕，心中被理性压抑住的邪念，就会被掀开盖子，跑出来兴风作浪，害己害人。

以理性引导读书，以良知考量写作，就不仅仅是极个人极个性的问题。

重复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审美疲劳”的困惑，唯有天天读书似乎是一件永远不会乏味的事情，因为每读一本好书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读着读着就能意会妙趣被引入胜境而激发灵感。这不，自己脑子里突发一丝为书而感的思绪，动手打开电脑，竟然发现今天，对，恰巧就是今天，2021年4月23日，竟是“世界读书日”。因为一本书就有了一个普天同庆的节日，究竟人类之大幸。1995年11月15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读书日”，旨在推动更多的人去阅读和写作，希望所有人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保护知识产权。每逢这一天，世界各国都会举办各种各样与书相关的庆祝宣传活动，毕竟人类传播文化知识的主要途径是读书，毕竟切实需要更多更普及地推广读书来提升文明程度。设立这个关于书的节日的渊源、来头和过程有“正版”的记载，而这一天刚好是莎士比亚的生日也是他的忌日，这位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大作家在世上只停留了短短的52年，却留下了许多影响久远的剧作和诗篇，算是轶闻吧。设立这个节日26年来，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响应读书的人也越来越多。然而就在我们的身边，耳闻目睹的情形却悖向愈远。有一则官宣称：近年来我国成年国民纸质图书阅读量每年仅为4·77本，比较之下，韩国是11本，法国是20本，日本是40本，以色列是64本。且不说这个数字已是量低至可怜，就说图书的种类、质量、是否前沿诸因素都值得考量，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如此现状，祈望大众化的读书氛围，更多人了解“世界读书日”的原旨，热爱上这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业，几乎为奢谈；如此现状，原本醉心于读书与写作的我，意外中撞上这个离自己最近的节日，姑且不论是凑巧、有缘、无语也惊叹，由不得在早已构想的作文主旨上又平添一层思考。

似乎都知读书好，都劝人读书，古今中外名人说理、箴言、名句太多太多。“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一日不读书，尘生其中；两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清代嘉庆年间礼部尚姚文田的一幅对联传世：“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在家书中敦敦告诫后人：“吾不愿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小农经济封闭落后的农耕社会尚且有如此劝学之言，通俗而至理。杨绛先生说：“读书不是为了拿文凭或者发财，而是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现代人谈书简直就是呼喊，热爱书吧，读书可以明智，可以提升气质，可以兴家，开疆拓土，建功立业。但是，在中国历朝历代大一统的社会，读书乃至识字仅仅是少数人的事，士大夫、觉悟者、求取功名者在读，而且是玩命地读，“凿壁偷光”、“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这些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记载就是明证，而绝大多数人是不读书、读不起书、不敢读书，这也是天日昭昭的事实。倘若认真分析研究缘由，就会做出许多的大文章，什么国民性、劣根性，什么中西方文化比较，什么地域性，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实际上从客观上讲，统而死的社会体制对读书是钳制和压迫的，“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字狱”、“诛九族”的历史事件不是杜撰吧，读书者尤其是读而思之又憋不住欲发声者，其悲催的结局展示给国人，该是什么样的效应，应当不言而喻吧。允许读书的出路，而且是做官之路，只是限定在四书五经中寻章摘句，于是乎，读书者穷经皓首勤耕苦读按指定的旨意作解读作阐释，还得煞费苦心地生发出新意，极其可怜的少数胜出者，被施舍给一个低等级的官衔，还算是“十年寒窗苦，一朝登榜日”的功成名就者。姑且不论这些成功者仍是为生计为稻粱谋的可怜人，就说二千多年集权的愚民统治，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结构，致使大多数人想博个食能果腹衣能蔽体的生存尚且大不易，遑论什么识字读书读好书自由读书放大格局放飞思想，至于什么文明进步，出新出彩的精神产品，简直为奢谈，痴人梦呓也。

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告诉自己，处人处事都讲究一个眼缘，与人相识先得四目相对吧，哪怕就张目一瞥或不经意地乜了一眼，对上眼也许就是心有灵犀吧，感觉有进一步接触、了解、深交的必要和可能，这叫有缘，至于在今后的往来中深度交流，将其放在心里的什么位置且贴上标签，就是份，缘分由此而生。处对象，“一见钟情”固然不一定订终生，但至少是下一次约会的前提；讲饮食，“对口对胃”恐怕才有大快朵颐的惬意。用最时髦的话来说，就叫对上了“三观”。讲读书，在书籍泛滥网络遍布的当下，若无功利性目标，凭眼光、趣味、爱好去选择，就是投缘，才至兴致盎然，快意喜怒，而绝不会完全按照权威人士开列的书单，或者大师们公认的经典，甚至良莠不齐的网友打出的评分，任由人牵着鼻子不“对眼”不“对胃”不“钟情”地走不愉悦不甘心不情愿的路。

若论读书，各种各样的文字甚至专著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远非吾辈所能述及的；若谈写作，更有数不胜数的名师大师经典文论在上头，鸿篇巨著，直压出掩藏在心灵犄角处的“小”来。仅仅就谈读书的方法，名人大师的高谈阔论数不胜数，不一而足。哲学家冯友兰说：“我的读书经验有四条：一精其选，二解其言，三知其意，四明其理。”美学家朱光潜谈道：“读书应当分类，一种是为获得现世界公民所必须的常识，一种是为做专门的学问。”

我独崇古人所言：“书读百遍，其意自现。”“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不管是哪种读书法，读书就得质疑，质疑需要设问，设问须寻释疑。这样，书读多了自然应当在头脑里搭建起起码的分类、类别之间的逻辑关系、叠加的层级、容易深入的切入点诸因素构成的认知结构，用之于掌握知识，垫底积累，写作的快速上手，不无裨益。譬如读一部中国史，史前至夏商基本可归类于传说，可视为神话或童话；周分西东两代，从分封稳固社会到分崩离析，结构改革、边际争斗、渗透设局、军事攻伐此起彼伏，因为体制结构的碎块化，直接导致璀璨绚烂的文化学术结出丰硕成果。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延续二千多年的社会结构无非改朝换代，断代史中读一部明史为代表足矣。及至清末，不仅是一个统治中国260年的“外夷”朝代的结束，也是在这块土地上繁衍二千多年的集权体制的坍塌，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非暴力不流血的政权交接。这以后的历史，既不同于以往，更是多样化的近代、现代史，值得认真以读。

最令人惊醒的是哲学家叔本华指出：“在文艺界中，也有无数坏书，象蓬勃滋生的野草伤害五谷。这些书原是为贪图金钱、企求官职而写作的，却使读者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于是，不得不喋喋不休地念叨警惕坏书、错误的观点、邪恶的思想对人的戕害，这种对头脑的损坏，不仅没增进理性思考的能力，反倒因为被左右而失去基本判断力和德性，以至于有大师称其为“危险的阅读”。读书如是，写书又何尝不如是？

读书是学习，写作是更深入地学习。我以为读人家写的书是杂取种种知识博取众多文化的学习，而写作是经过积累沉淀衍生智慧的更深入的学习，在深化学习中写书除了梳理思想，语出自我心声，言自独立见识，但毕竟是要示人的，要给人家读，所以，必须站在读者的角度，以理性、常识、良知为指引，避免谬误，杜绝邪念，断离恶意，无条件接受世人和时间的检验。

如是，读写一体，吸大师精髓，追先贤足迹，神智融辉，孜孜以求，终有一禅而自有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