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重庆法治报》 199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决定把我的长篇纪实《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搬上银幕。电影的编剧，是该厂资深的剧作家郑重，电影《西安事变》便出于这位编剧之手。那么电影的导演呢？该厂厂长告诉过我，他们八方物色，四处遴选，最后看中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总导演李前宽，连同他的夫人肖桂云导演。原著、编剧、导演一一确定，电影制作立即上马，于是我向我所在的重庆作家协会请了假，登上了飞往西安的航班。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由于飞机晚点，降落时分，已是深更半夜，只知道机场有人来接，可是出口处空空荡荡，我拎着行李在候机厅转了一圈，却在不见人影的角落里看见了两张羊皮，羊皮开始滑落，露出了两个人来，两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郑重和李前宽，而后得知，两个人谈电影从昨夜谈到今晚，然后一起来机场接我，奈何飞机久等不到，加之疲惫已到极点，于是各自紧裹羊皮大衣蒙头酣睡，直到我把他们摇醒为止。这，就是我和李前宽的第一次见面，在这之前，我只知道他的名字。 李前宽说话斩钉截铁，行为大刀阔斧，颇有叱咤风云的大将风度。所以我常在想，也许正是他的这种气势与风格，方才能够拍出《佩剑将军》《开国大典》这种恢宏气势与风格的电影大片来。只不过，他也有小心翼翼吞吞吐吐的时候，那是在根据拙著改编的电影的制作晚期，他蹑手蹑脚地进了我的房间，然后对我说了两件事情，其一是关于郑重，他说：“西影厂正在搞职称评议，根据规定，国家一级编剧须有两部以上独立完成的作品，郑重有了《西安事变》，可是改编你的作品的时候，因为你也参与了编剧，按理在郑重的后面，也应打出你的名字，但是这样一来，恐怕会造成郑重职称评议的障碍。”李前宽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我在感动之余告诉他说：“我已是国家一级作家，电影片头根据某部作品改编的字幕上，已有我的名字，加之郑重编剧，我只是提提意见，打打下手，完全没有必要加上名字。”其二是关于片名，他说原著很有影响，他可以借势生威，但考虑到文字偏长，而且略显拗口，所以建议把片名改为《决战之后》，他说，他喜欢四个字的片名，如果能够拍上一百部电影，他希望所有的电影片名都是四个字。 《重庆谈判》也是四个字，这是电影的片名，也是长篇小说的书名。我是这部小说的作者，不是这部电影的编剧。编剧张笑天，是李前宽的搭档，也是我的好友，张笑天的《重庆谈判》剧本，是他独立完成的，我的长篇小说《重庆谈判》出版后，张笑天根据其间的故事，对剧本进行的调整，所以电影片头上的“部分内容取材于黄济人同名小说”的提法，我认为是精准的。当时就这个提法，李前宽征求张笑天和我的意见，而我们对他的回答几乎是异口同声，那就是举双手赞成。电影《重庆谈判》的首映式是在重庆举行的，首映式上，主创人员要上台讲话，按照李前宽的安排，首先讲话的是我，然后是张笑天，最后才是他自己。我认为这样的讲话顺序有所不妥，他却笑着说：“你是重庆人，这部电影的拍摄，得助于重庆这座英雄的城市，得助于重庆人对历史的挖掘，至于张笑天和我，和肖桂云，都是在替重庆打工。”《重庆谈判》电影获得了“华表杯”政府优秀影片奖，也获得了第十七届百花优秀影片奖，可是，在我的心目中，“优秀”这两个字，更应该和这部电影的导演连在一起。 是的，在成功面前，李前宽总是不会忘掉那些没有让他失败的人。他是全国政协的老委员，我也是全国政协的老委员，而且都安排在文艺组，这样，我们就有了愈加频繁的交流机会，而几乎每一次见面，他都会提到重庆。提到在拍摄《决战之后》时，为了还原抗战时期震惊中外的昆仑关大战，重庆方面出动了驻军、武警以及公安干警总数高达千人，在三天之内由他调配；提到拍摄《重庆谈判》时，为了再现抗战胜利大游行的历史画面，重庆方面中断交通，停业停课，组织了上万名机关干部和在校学生，充当他的群众演员。李前宽告诉我说：“重庆方面的场面如此盛大，作为导演我除了由衷感激，更不能有半点怠慢，于是请示长影火速增援，当我看见连夜出发翻山越岭终于抵达重庆的17辆上世纪40年代的美式吉普车时，不觉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然而，第二天中午，烈日当头，当我在万人游行队伍中看见了身穿长衫手舞小旗的市委市政府领导时，我这个东北汉子也禁不住泪流满面，无地自容。” 电影《旭日惊雷》是李前宽和我的第三次合作。他和夫人肖桂云是导演，我是编剧。这是我独立完成的第一个剧本，写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毛泽东主席的政治保卫斗争，从写作的角度讲，这部电影是《决战之后》的续篇，在我的处女作《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写作上，得到过国家机关部门的支持，有关档案30年解密后，他们又把保卫毛主席的几个案例交给我，这就是我能完成这个剧本的缘由。至于李前宽，他导演的《决战之后》不仅受到观众的好评，而且得到机关部门的认可，尤其是他凭借这部影片获得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提名，这就为他被机关部门制定为《旭日惊雷》的导演奠定了基础。当然，虽然是命题作文，但是无论是主题还是艺术方面，都同样大有文章可做，所以，李前宽不仅欣然接受指令，而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有道是好事不过三。过去不相信，现在相信了。前不久，重庆方面有个名叫《大彭始祖》的电影剧本，编剧是我的朋友，我是这部电影的文学顾问，重庆方面委托我与李前宽联系，邀请他担任这部电影的导演，第一个电话打过去，他与肖桂云正在台湾拍戏；第二个电话打过去，他们已回到北京，李前宽希望能尽快读到剧本；第三个电话打过去，李前宽说剧本有硬伤，没有中心故事，他现在要去浙江，等那边的事情结束后，他立马直奔重庆。关于剧本的修改意见，他会好好地与我们商议。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候，李前宽突然走了，当我回过神来，才知道我已痛失良师，痛失益友，痛失不该失去的一切。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名誉委员、重庆市作家协会荣誉主席、重庆法治报文化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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