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江津真武场,场上有个天上宫。天上宫是建于光绪二年的客家会馆。 在我幼年时,天上宫改建为国营酒厂的槽坊,宫里的妈祖像被移到厂房角落。爷爷是烤酒师傅,我在他上班时常跑到那里玩。有天,他捻着山羊胡,指着门额上镌刻的文字,教我识字。石门的一边写着“崇封溯宋元以始”,另一边是“钟灵在闽蜀之间”,顶上四字“天开福运”。 于是,我至小听说了门楣上那对称的文字叫楹联。写这幅楹联的人叫钟云舫。 去了县城念中学。县城东郊有个公园,星期天便约上同学到那里玩。临长江,风来清爽;林木秀,花团锦簇。公园有个长廊,古色古香。沿着长廊走过去,尽头小阁楼。阁楼出来一位白发老人,好奇地问他,这里有啥呢?老人答:“钟云舫写的天下第一长联。” 钟云舫,熟悉的名字。急切入阁楼,像要去见老朋友。 看着石壁之上,文字若游龙之行空,碧峰之逶迤。禁不住吟哦起来:“地当扼泸渝、控涪合之冲,接滇黔、通藏卫之隘,回顾葱葱郁郁,俱围入画江城……”《拟题江津县临江楼联》的长联,洋洋洒洒1612字,号称“天下第一长联”的国宝,写于光绪三十年(1904)。钟先生当时蒙冤于狱中,以泪和墨、以血染纸,一气呵成。从描写江津的风景入手,是钟云舫当年登江津临江楼时的所见所感,再从四川写到全国,从中国写到西方,以借之倾诉不幸遭遇,抨击黑暗现实,悲愤到极点。“楹昭日月;联耀古今。” 江津出“联圣”,楹联文化像江津这块土地上盛产的广柑、花椒、老白干,开花结果,历久弥香。特别是新年到来,家家户户写春联、贴春联、吟春联,像年饭中必有的一道大菜,是节气里固有的一种仪式,成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倾情表达。 那一年,我家包产地获得大丰收,母亲喂的过年猪刚刚杀,也是我刚参加工作后迎来的第一个过年。我是家人最能识文断字的,父亲便把家里写春联的重任托付给我。 腊月最后几天了,母亲在忙着熏腊肉,父亲搭着楼梯打阳尘,我和弟弟妹妹写春联。大清早,把方桌搬到院子里,笔墨纸砚摆出来。弟弟研墨,妹妹掀纸。我佯装书生样,蹲好步子,挽起袖子,点横竖撇,一招一式写起来——上联:春归大地人间暖;下联:福降神州喜临门。横批:福喜盈门。刚刚落笔,身后响起了掌声。我回头一看,竟然围满了乡亲。 不善言笑的彭三叔对我竖起大拇指,其实他是别有用心:“崇伟,给我写一幅嘛。”“好!三叔,您说写什么?”“把我家办喜酒写进去嘛。”哦,想起了,只比我大两岁的彭二哥从南方打工带回漂亮媳妇,过两天就办喜酒了。我略一思索,写下了:“百年佳偶今朝合,万载良缘此日成。”“三叔,要得不?”只见他额上的皱纹舒展开了,边给我点烟,边乐哈哈地:“写得好,写得好!”戴二婆不识写,也嚷着要我写:“我不管你写啥,有春联贴在门枋上,才有过年的味道。”我写好后,读给她听:“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楼。戴二婆,祝你健康长寿!”她踮着尖尖脚,拿着春联就往家跑:“马上回家贴起来!” 一个上午,我写了春联十几幅。家家户户门联上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是改革开放后的声音,是人们过上好日子的节奏。 新年到,回故乡。高速公路通达,钢铁大桥相连。集镇搞起了旅游,小小真武场越是繁华。来来往往的,很多是远客,我是回家的故人。 公路两旁,那么高的楼,密密的。我抬头望上去,白瓷砖反光得刺眼,有人从窗口伸出头来,陌生的面孔,连阳台上插的几株花草也是陌生的。我的老屋紫尾子在小镇的角落,以前的泥路已铺了黑油,踩在路面,光滑得让脚不习惯。拐过弯,哗哗水声传来,鸡鸣、犬吠是来迎接我的。没有了渔船,是为了给紫尾子留住更多鱼儿。河岸,捶衣捧击打着霞光,浣衣女子的说话声已经不熟悉了,南腔北调都有,多是紫尾子从外地娶回的娘子。四下都是声响,我反而觉得这里依然静谧。 新年到,再把春联写。老父亲拂去砚台上的尘埃,弟弟想出联语,我已久不动笔墨,握笔的手颤颤巍巍,在鲜红纸上写下:“党庆百年,乡村正谱小康曲;民勤四季,虎岁又迎大有春。”堂弟把春联贴上堂屋大门,侄子们点燃鞭炮。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夹杂着老母亲的呼唤——开饭了,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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