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满：一只紫水晶花瓶

又快过年了，心血来潮，帮助整理家里的卫生。系上围裙、套上手套，甚至还戴起一顶高高的厨师帽，全副武装以后准备大干一场。

在收拾茶几的时候，一不小心，老婆的一只紫水晶的花瓶“啪嚓”一声，掉在了地上。

“什么东西摔碎了？”还在贴面膜的老婆闻声从卧室冲出来。我为了掩饰自己的窘迫，若无其事的哼着小调，连忙把地上的花瓶碎片扫起来倒进垃圾桶里。

“一个花瓶——倒了——。”

我们家有好几只花瓶。有一只清早期豇豆红釉的鼓腹梅瓶也被妻子随手丢在阳台的角落里了，只有这只紫水晶的，她一直摆在客厅，时不时有几只百合、几簇梅花被妻子带回家——在这只花瓶里盛开着这栋高楼里属于我们的小天地里的春夏秋冬。

“你把碎片倒在哪儿了？”面对严厉的老师，再淘气的学生也只能战战兢兢。妻子的神色有些慌张，声音也比原来高了许多。我悄然收起嘴里哼着的小调，护着扫帚呆立一旁：“倒在垃圾桶里了。”难道她要巡查我犯错的证据？亦或捧起支离破碎的花瓶历数这只花瓶的珍贵？我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垃圾桶的方向，声音中透露着疑惑的心虚。

“什么？花瓶碎片怎么能随便乱扔！”什么情况？她没有责备我打碎了花瓶，而在意我随意乱丢花瓶碎片。这使我一时没有转过弯来。甚至有些受宠若惊的错落。

“那么——应该——？”我一时还没有搞清楚情况，甚至找不着方向。

还没有等我说完，她已经蹲下身，小心的从垃圾桶里一片一片捡起花瓶的碎片。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家多了一个白色透明的塑料垃圾箱，箱子的一面赫然有几个红色的大字：“小心扎手，玻璃碎片”，旁边还画了一只滴泪的眼睛。妻子虔诚地从垃圾桶里把碎片一片一片捡出来，又俯下身子顺着花瓶落地的位置向四周搜寻。

我被妻子的专注镇住了，来不及细想其中的原由，也蹲在地上，向各个角落寻找花瓶的碎片，然后一片一片丢进有标识的这个箱子里。

“那天，我刚要出门，听见楼道里传来‘哎呀’一声惨叫。我连忙走过去，看到楼道的清洁工正蹲在地上用手捂着流血不止的手。很痛苦的样子。”

妻子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楼道的保洁是被一个丢在垃圾桶里破碎的酒瓶扎伤的。伤口虽然不大，但很深的样子，似乎是扎到了血管，保洁的另一只手紧紧按压在伤口处，但鲜血依然向外喷涌。妻子几次劝保洁大姐去医院处理一下，但保洁似乎不太愿意为这点小事耽误工作时间，还要“浪费”很多钱。妻子邀请保洁到家里帮忙处理，但保洁害怕伤口流出的血弄脏了我们的房间，执意不肯，最后回屋拿出消毒水和创可贴帮助保洁大姐简单的处理了一下伤口。

“我在楼道的垃圾桶里看到几个破碎的酒瓶。就是那种很贵的酒瓶，好像是被故意砸碎以后丢掉的。”妻子说。

“是的，这个我知道。听说一些卖假酒的喜欢收集这种空酒瓶。好几百块钱一个呢。于是人家在喝酒以后，都要把酒瓶砸碎。为的是不让造假的人得到。”我亲眼目睹过一些酒桌上处理这种酒瓶的暴力。每每这个时候，对酒瓶的暴力甚至成了坐庄请客人的一种炫耀。在用脚踩、或者向地上狠狠的摔去的那一刻，宣泄着对造假酒者的仇恨和誓死打假的决心。

“酒瓶是谁丢的，知道吗？”我问。

“对面，你没有听到经常半夜对面的家里还在喧闹吗？”

说实话，对面住了几年，我还真没有注意过对面的邻居住着谁。早出晚归的我也从来没有和对面的邻居打过照面。

一个周末，我和妻子刚要出门，看到保洁大姐正在敲对面的门。起初是轻轻的，像是在抚摸，又像是在祈祷。她有些唯唯诺诺，又有一些小心翼翼，看得出她内心的胆颤和不安。“我想给他们打个招呼，说一下。”看到我们开门出来，保洁大姐给我爱人解释。她想，我爱人应该知道她要给对面解释什么。

“谁啊？还让不让人睡觉。”门还没有打开，先从里面传出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你怎么又来了，给你说过多少遍了，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我们从来不在家里喝酒，也从来没有扔酒瓶在垃圾桶里。”对面走出一个臃胖的中年女人，穿着厚厚的雪白色羊毛睡衣，她肥胖的光脚趿拉着一双蓝白色塑料拖鞋，血红的脚指甲从拖鞋里探出来像一排张嘴吱吱乱叫的老鼠。脸上的浓妆经过一夜的折磨，一堆泡沫似的肉挤在外面，似乎要涨破厚厚的化妆品的束缚。支离破碎的眼影上长长的睫毛倔强地横挺着，只是有些东倒西歪，血红的厚嘴唇里舌头像一条不安分的蛇，在蜡黄的山洞似的参差不齐的牙齿中间胡乱飞舞。

“对不起，我不知道您还在睡觉，打搅您了。”保洁大姐不断地道歉，身体微微前倾像在鞠躬。向后退了一步，似乎要转身离开，但又停住了。

“我只想给您说一下，以后别把碎玻璃丢在垃圾桶里。”她停了一下，又接着说：“麻烦您也给您的家人说一下，我的手被扎伤好多次了。”她的声音似乎有些哽咽，有些颤抖。像在哀求。

“给你说过多少遍了，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我们从来不在家里喝酒，也从来没有扔酒瓶在垃圾桶里。”中年女人的声音明显高了许多，还加上一句狠话，想吓唬一下保洁，也像要把自己的清白证明给我们看，“如果你再这样无理取闹，甚至污蔑我们，想敲诈，我就报警了。”

“没有，我从来都没有敲诈你们的意思，更没有污蔑你们。”保洁大姐依然唯唯诺诺，像是被女人的气焰吓住了。

“不是敲诈是什么？你小心我给物管打电话炒了你，让你把捡垃圾的饭碗都搞丢。”这时候，从里面走出一个中年男子，同样穿着厚厚的雪白的羊毛睡衣，同样是蓝白色的塑料拖鞋。身材高大魁梧，被厚厚的羊毛睡衣裹着，像一头强壮凶悍的北极熊。

“今天早上垃圾桶里还有破酒瓶，你看看我的手，这是早上又被划破的！”保洁大姐说着伸出右手，解下包扎在外面的创可贴，一股鲜血顺着手指无声地淌了出来。像一行清晰的眼泪。

“那又怎样？你有证据吗？”男人似乎正要打电话，女人的话又把男人拉了回来。

“你自己看看，你们家地上还有酒瓶呢。”保洁的语言中有几分哭腔，又有几分愤怒，用淌血的手指向屋里。

我也顺着保洁手指的方向从男人女人中间的缝隙看进去，在被露出的有限的空间里，乱七八糟倒着各种酒瓶，客厅中间巨大的圆桌上杯盘狼藉，有几把椅子倒在地上。

“我们家里有酒瓶就证明是我们丢的吗？”男人女人相互靠紧一些，可见的客厅缝隙若有若无，似乎就要被他们抹掉。

“再说，你一个打扫清洁的，自己没长眼睛吗？专门去抓玻璃？想死是你自己的事，与我们何干？是不是没有饭吃了，想在我们这里敲诈一笔？告诉你，死了这个心吧！”女人的嘴唇上下翻动，厚厚的舌头信子似的在她蜡黄的山洞一样参差不齐的牙齿间和血红的厚嘴唇里胡乱飞舞。“我们有钱丢在大街上也不会给你这个乡巴佬！”

我很想退回自己的房间，然后把门关上把自己隐居起来。妻子有意拽了拽我的手。我知道，妻子是想让我们的存在给保洁大姐壮壮胆量。

门“啪”一声关上了。保洁大姐满脸挫败感，失败的委屈似乎要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

她羞愧地朝我们笑了笑。我无话可说，虽然有些愤怒，但又不好说什么，只好向她耸耸肩。妻子放开我的手，走过去，搀扶着保洁大姐走向电梯口。

“这是高档小区，听人说，住在这里的都是非富即贵。以前，其他楼层也有丢碎玻璃在楼道上的，但后来都没有了，就是他们这一户，隔三差五都在丢。”电梯里保洁大姐向妻子诉说着自己的委屈。“说来也怪，啤酒瓶和其他的酒瓶都没有破碎。就是那种白色的、像搪瓷一样的酒瓶被打碎了。”我在脑子里再次回放了一遍那些听到的传闻和酒桌上看到的场景，似乎还听到了那个高大魁梧、北极熊一样的男人当着满桌醉醺醺的宾客砸碎酒瓶时“咔嚓”的一声脆响和他们接下来同仇敌忾的关于造假者的声讨和控诉。

保洁大姐来自一个很偏远的小县的乡村。她说：“到我们县城要坐五个小时的火车，然后转汽车再走三个小时才到镇上，如果时间赶巧，可以坐农用车到村头的公路边下车，再走一个半小时的小路才能到家。”我妻子挽着大姐的手更紧了一些，好像一松开她会从手里滑落消失一样。

“家里三个孩子，老大就在这个城市里读大学！”

“哪个大学？”我一路无话。听到大姐说孩子在读大学似乎有了一些安稳。

“CQ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我吃了一惊，CQ大学可是这座城市唯一的985重点大学。

“你们家孩子真争气！”、“了不起！”我和妻子不停赞扬。

“我和孩子爸都在外面打工。农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如果稍有一点办法，谁又会出来打工受气呢？”大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说：“孩子爸在南方，工资要高一点。就是苦了一些......只要把孩子供出来，再苦再累我们都不怕......没事的。”大姐像是在安慰自己，又像是在安慰我们。

“只是——他爸好像撑不住了——”隔了一段时间，大姐自言自语地说。

“孩子爸爸怎么了？”妻子焦急地问。

“几年前就让他去医院检查一下，但他始终不肯。无非是怕花钱吧——孩子们在学校都很节约的——每天生活费只花几块钱——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她断断续续地，声音低得像是说给自己在听。

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再见到保洁大姐。

我似乎忘记了有这样一个农村来的女人在这个城市存在过、在我们这栋楼里存在过，多少年来我们每天都享受着整洁得有些强迫的小区环境，享受着理所应当的清洁卫生。

那是一个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上午，我们家响起了轻轻而又规律的敲门声。

妻子打开门。门外是一个二十来岁清秀的姑娘。她身形瘦弱，戴着一副黑框的眼镜，显得有些笨拙。浓密茂盛的头发在脑后用一个简易橡胶圈捆成一把垂到腰间。一件单薄的羽绒服袖口洗得发白露出了毛边，不像是春节刚过孩子应有的装束。虽然清秀，但看上去显得有些憔悴，单薄的身体要不是被这个年龄支撑着，似乎一阵风吹过，就要随风飘去。

她显然是一个乡下来的女孩。城里已经没有这样的穿着打扮了。

“阿姨您好，我是以前清洁工的女儿。”女孩满脸歉意，但又有一些激动和强忍着的平静。她围着一件某食品厂赠送的广告罩衣。我和妻子马上认出来，那是女清洁工常穿的罩衣——虽然每天伺候垃圾，但很干净。

“我是替我妈妈来向您道别的。妈妈说，您一家都是好人，她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只有您一家人和她平等的说话。”小姑娘的眼中没有眼泪，但我明显感觉到她的心里在泪水奔涌。

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想把女孩让进家里坐坐，但小女孩执意不肯。

这时候，对面的门也打开了。

“你好，我是专门替我妈妈来给你送新年礼物的。”小女孩听到对面的开门声，转过身去从身后拖出来一个透明的，上面用红色大字标注着“扎手，玻璃碎片！”的垃圾箱。

还没等对面的男人和女人开口，她又说：“我妈妈不在了。死于破伤风。”

一阵风刮过，妻子紧紧拽住我的手，我们的心里一阵紧缩。

“她死了？”对面的男人女人脸色大变，女人的声音里流露出惊恐和不安。

“死了。死在我爸爸前头了。”女孩平静地说：“他们再也不用在这个世上受罪了。”

看不出女孩脸上的悲伤，仿佛她不应该悲伤似的。我和妻子紧紧抓住的手在发抖。我心里很慌乱。

面对瘦弱的、似乎一阵风就会被吹走的女孩，中年女人和他高大魁梧、北极熊一样的男人终于低下了傲慢的头颅。

“妈妈说，她每天早上五点钟就开始打扫楼道的卫生，为的是让每一家住户清早出门的时候有一个整洁干净的环境，保持每天有个好心情。”女孩的话很轻很轻，像她的妈妈一样，不急不躁，但每一个字都是那么清晰。

“可是，楼道里都是声控灯，如果发出的声音大了，又怕打搅各位业主休息。她只有凭着对环境的熟悉，用手去摸索每一个垃圾桶......”女孩的声音有些哽塞，眼圈红红的，泪水随时都会决堤。但她没有让泪水流出来。

中年女人茫然不知所措，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女孩脚下，在她的邻居和她高大的男人面前。

“我们不应该把碎酒瓶丢在垃圾桶。我——我们错了！”

“跟你们没有关系。妈妈没有怪你们，也不让我们怪你们。”女孩说：“还要我们热爱生活，热爱这座城市。”

“这是妈妈希望你们装碎玻璃用的箱子，透明、结实，有醒目的标识。”女孩说着把手中的垃圾箱递了过去。

中年女人还是惶恐不安。她没有穿那件厚厚的羊毛睡衣，他的男人也没有。她没有伸手接住递过来的箱子，女人试图抓住女孩的衣角或者是手。女孩躲开了。

女孩把垃圾箱放在对门的门口中央，说：“这是送给你们的，这栋楼，就这一个。”然后，她转身走向楼梯。

中年女人猛地从地上起来，转头对男人说：“快，快去拿点钱。”

很快男人拿出厚厚一沓钞票递给女人。女人扬起手中厚厚的一沓钱追上去说：“孩子，把这个拿上。带我给你妈妈上炷香，她是一个好人。”

女孩迟疑了一下，背部的肩头明显的抖动了一下，但最终没有转身，只是淡淡地说：“不用了。”

一切都让人措手不及。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我想问问女孩和她姐弟们的学习。但女孩已经走进了黑洞洞的楼梯口。

她是想看看她的妈妈凌晨五点钟就要开始的工作环境。

女孩不紧不慢，一步一步地往楼下走。转弯的时候，妻子也跟了上去一把扶住了女孩，就像是几年前扶住她的妈妈一样。我远远的静静地跟在后面。

从二十六楼走到第一层，我们大家都没有说话，脚步轻轻，生怕惊动了静止的像在沉睡的空气。

当我们在一楼的大厅把目光从女孩的身上收回来时，才发现对门的男人和女人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的目光瞬间对视了一下随即便分开。

他们转身走进了电梯。

我和妻子走出了小区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