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醒来，拿起手机，短视频弹出一张黑白照片，是麻风病防治专家李桓英。叠在照片上的字幕，让我心头一紧：2022年11月25日，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李桓英逝世。 因为早年我曾去过麻风村，知道麻风病防治的艰辛，对这位老人充满敬意。她放弃优渥的海外生活，回到国内，终身未婚，致力于麻风病的防治。她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法被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推广，改写了麻风病防治的历史。 看到这个消息，我心绪难平。麻风病人残缺的四肢、崎岖山路尽头青砖瓦房里昏黄的油灯……镜头来回闪现。几张朴实的面孔一次次浮现，他们是渝东北地区几个在孤独困苦中坚守几十年的基层麻风病医生。 沉睡的记忆闸门徐徐打开。 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年春节将近，民政部门开始安排困难群众的过年问题，在民政部门的困难群众名单中，我偶然看到有个“鱼背山麻风村”。我有些惊异，没想到我们身边就有麻风村。 我找到五桥民政局的马伦贵局长，想了解个究竟。马局长是军人出身，经历过血与火的战火洗礼，刚转业到地方，面对我的问询，他有些茫然，但很爽快地对我说：“我才来，具体情况还不了解，你想去的话，我陪你，也去看看。” 年轻时的我，满怀新闻理想，每天一睁眼想的就是怎么发现好的新闻点子，但对麻风病，内心还是有些恐惧。我看到过夏威夷卡劳帕帕麻风病人放逐死亡半岛的悲惨记载，知道麻风病人随着病情发展，会鼻子塌陷、四肢溃烂，变得面目狰狞，也听说过麻风病人被活埋、烧死的血腥往事。 但麻风村的神秘吸引了我，几天之后我打定主意，探访麻风村。马局长没有爽约，我们一路同行。 鱼背山地处川鄂交界的大山深处，三面环水，远远地看，就像是一条鲤鱼露出水面的脊背。 这里山大坡陡，树大林茂。把麻风病人安置在此地集中管理，既远离人群，减少传染风险，又靠山隐蔽，不致引起社会的恐慌。 去的那天，冬雨淅沥，云遮着山，雾绕着林，空气潮湿、清冷，让麻风村更显神秘孤寂。 在山下，我们见到了院长何满昌和医生向旭阳。这两个人年纪相当，50来岁，个头不高，都穿着皱巴巴的咔叽蓝布中山服。何满昌头发有些蓬乱，向旭阳头发已经花白，无论怎么看，他俩都和医生沾不上边，倒像是两个地地道道的当地农民。 可能是长期待在山上的缘故，看到生人，两人都有些拘谨。何满昌不抽烟，但那天特意带了包烟，一见面，很不熟练地挨个给我们发。看得出，他既怕我们嫌烟不好，又担心不装烟失了礼节，显得又尴又尬的。 上山的路很崎岖，走起路来，他们两人一下变了个人似的，三步两步就上了前，把20多岁的我甩出一大截。两人不时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等我喘着粗气往上赶。 我问：“你们爬山怎么这么厉害?” 两人回答：“山里人，走路是基本功。” 我问：“你们来这里多长时间了?” 向旭阳说：“我们都在这里工作20多年了。” 我说：“这里很艰苦。” 两人相视一笑，又是向旭阳说：“我们两个都是西藏军区当兵下来的，这里比西藏还矮一截，习惯了也没得啥子!” 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远远看见路的尽头绿树掩映着一排白墙灰瓦的平房。 何满昌回过头来看着有点狼狈的我如释重负：“到了!到了!” 说是一个村，其实房子并不多，住病人的平房有十多间，前后两排，建在山的西边。三名医生住在东边的一栋小平房中，东西之间有一道厚厚的土墙分隔。 向旭阳指着土墙说：“这个墙是从山下一直修上来的，以前，过墙的西边去必须穿上厚厚的防护服，戴上专门的帽子口罩还要穿上专门的防护鞋袜，进去就感觉像是去见阎王。现在，有了特效药，麻风病治得好，才不怕了。” 这道延伸几千米的围墙，足有两米多高，虽然已经有些凋败，但它森然的气势仍在，让人感受得到当年的肃杀和悲壮。 当年，它，就是一道抵挡病魔的盾牌。 带着几分忐忑，越过那道厚厚的围墙，在山路上穿行了大约20分钟，我们进入到了患者生活区。十多名麻风病患者，有的拄着双拐，有的互相搀扶着，还有一个由同伴背着，全从房里出来了，远远地看着我们。 何满昌说：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生人进来过。 走近他们，天啊!我不忍直视，看一眼旁边的马伦贵局长，他已是双眼湿润。 这群人，每一张脸都被麻风杆菌侵蚀得变了形，有四五个人鼻凹陷了，眉毛没有了，口眼鼻挤在一起，四肢流着脓水，身上发出难闻的气味，还有的手指、脚趾已经没了……我的心里一阵阵发紧，本能地直往后退，想和他们保持距离。 何满昌和另一名医生谭仕松却自然地走到病人中间，一会儿轻轻抬起病人的手，一会儿掰开病人的脚，熟练地贴近身子，边问边调整他们手脚的角度。 这一切发生得很自然，看得出村民对老何他们不但信任还很依赖。 趁着村民齐聚的机会，马局长和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赶紧发放带来的米、油，还有被子。收到礼物，没有掌声，20多年的孤独生活，他们也许已经忘记了鼓掌一类热烈的表达方式，但他们的眼神，他们微微颤抖着的身体，却分明写着“感激”两个大字。 走进他们的房间，还算干净。一架木床、一张木桌，一口木箱是标配。这里没有电，除了手电筒，再没有任何电器。 上世纪70年代末，这群麻风杆菌感染者，从四面八方被紧急转移进来。那个年代，全世界都对麻风病束手无策，得了麻风病，就意味着死亡。 19世纪的英国对确诊的麻风病人，曾有象征其阳寿已尽的仪式，病人穿着象征死亡的黑袍，站在挖好的墓坑旁听神父做弥撒……可以想象，这群人是在怎样一种绝望和惶恐中被带了进来。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里，已经为他们准备了房屋用具，还有医务人员。20多年来，那道围墙把他们挡在这里。他们同病相怜，守望相助，但几名医生20多年一直守护着他们。 晚上，我决定留宿麻风村。 何满昌的家有两间屋，外头是伙房，柴火灶上放一口黢黑的大铁锅，烟道从灶台一直伸到房顶，灶台边堆着些柴草。 一口青石水缸，缸已见底，他歉意地对我说：“黎记者，要煮饭，家里没水了，我去挑桶水回来。”我问：“有多远?”他回说：“有一跑跑路(方言，意为距离不远)。”说完麻利地取出两个水桶挂在扁担上，出门顺着一条弯弯山路出去了。 简单吃过晚餐后，天色已暗。雨后的天空很澈亮，房子的周围一片死寂，静得让人心里发虚。20多年待在这个封闭的山林中，那是怎样的孤独和艰辛。 走进何满昌的寝室，一张简单的木床挂着一顶泛黄的蚊帐，很乡土的红色碎花棉被很随意地叠着。 屋的正墙中央，整整一面墙就只贴着一张普通白纸，上面用毛笔写着“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字歪歪扭扭，但看得出，一笔一画，很是用心，估计是何满昌的手笔。 它放的位置，足见它在主人心中的分量。 靠近窗户的地方摆着一张斑斑驳驳的办公桌，何满昌走近桌前，掏出火柴点亮桌上的煤油灯，昏黄的光亮下，何满昌开始讲述。 “我们山上三个医生都是共产党员。医院是1972年开始建的，1978年正式收病人。我就是1978年来的，当时，川东地区冒出来的麻风病人比较多。这个病，以前是不治之症，也找不到原因，出现病人的地方，人人自危。为了防止大面积传染，政府就把病人安排到人烟稀少的地方隔离。我们这个医院建好后一直收病人，医生不好找，不愿来，到这里就要一辈子待在山上。没得办法，就向部队求助。我当时在西藏军区当兵，一天组织上找到我，很急，说要我回地方去麻风病院工作。我听说过麻风病，小的时候，有的大人吓娃儿就喊：‘麻风病来了!’吓得娃儿大哭。虽然害怕，但我觉得自己是一名军人，还是表态说服从组织安排。” 说着，何满昌从抽屉中的一个笔记本里翻出一张一寸的黑白照片，那是年轻时的他。他递过照片：“你看嘛，当时很年轻。一晃20多年了。” 我问：“20多年你一直在这里吗?” 他说：“是啊!才来的时候，压力大。病人最多的时候有六七十个，我们医生和管理人员加在一起不过3个人，不但要负责治疗，还要负责物质保障和日常管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对麻风病我们是没法治愈的，来的病人残脚断手的，看起都造孽，他们很绝望，我们也没得办法，心头难受。今天上午看到的年龄最大的那个，来的时候，不吃饭，哭，我们就做工作，慢慢喂，他好长时间才缓过来。” 何满昌陷入深深的回忆中，他收好手中的照片，接着说：“我们的任务，一是把病人管好，不让他们乱跑，跑出去，要引起周围恐慌。再就是进行治疗，尽量控制他们的病情发展，每周二、四、六是治疗时间，大热天我们都得全副武装，捂起难受得很，麻风病人有溃烂，气味很难闻。最初我们闻到作呕，几顿都吃不下饭。我们的老院长刘玉林，在给病人清理脓液的时候不小心把脓液弄到眼睛里去了，也被感染，脸上还出现了红斑。现在看来幸好当时对这些病人坚持治疗，一直等，前些年终于等到联合化疗方法出现，现在治疗麻风病已经不是啥子难事了，就是治疗周期长。要说，我们这几个医生，除了老院长，都是军人，顶多干过卫生员，全靠努力学，现在通过考试都还取得了技术职称。” 一天的观察采访，我感觉这里的人，不但承受着治疗疾病的巨大压力，更多的还要承受社会偏见的重击。 我把这个问题提给何满昌，兴许是经历这方面的事情太多，他很平静，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对我讲：“不就是别个瞧不起嘛!那些亲戚朋友听说我是麻风病院的，好多都不跟我往来，他们怕，还觉得干这个丢人。我很少下山回家，怕麻烦。有一年冬天，我去万县沙河子办事，晚上去住那个红星旅馆，那个时候住宿要介绍信，我拿出来，盖的章是‘鱼背山麻风病院基建领导小组’，人家一看死活不让我住，我只好在马路边上坐了一晚。为了避免这些事，我们医院改了四次名。有一年，河下游有个单位不晓得啷个晓得了山上有个麻风病院，说是麻风病人把尿屙到河要传染，反映强烈得很……” 夜已很深，煤油灯油已快燃尽，光越来越暗，我感觉到，正慢慢走进何满昌的内心。但何满昌突然说不想再谈，他是不想再撩出内心累累的伤痛。末了，何满昌冲口而出一句话：“都是革命工作，反正要有人去干。” 这句话让我一下明白了何满昌和他的同伴，孤独守望麻风村20多年背后的思想动因和行为逻辑。 麻风村，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空间，它是医院又不是医院。一群绝望的病人，惊惶地来到这里，由于他们疾病的特殊性，20多年一群人只能生活在这方小小的山脊上，每天看的是同一片天，望的就是那几片熟悉的林，夜晚，除了星星月亮再没有其他的光亮。他们渴望外面的世界，但却不能跨出给他们划定的边界。几名医生是他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纽带，也是他们活下去的最大保障。他们相依为命，孤独地守望在这片山林间。 奇迹发生了，这群麻风病人，在这里没有自灭，他们中的有些人不但活着，还回归了社会。 3000年的中国麻风病史，从来麻风病人都摆脱不了“活死人”的宿命。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不幸感染麻风恶疾，退避太白山中，还求助药王孙思邈，无奈，药王也无力回天。随着病情加剧，卢照邻手脚残废，不堪折磨，一代才子投颍河自尽。 1996年春，我再访麻风村，这里的9名病人已经全部治愈，开始新的生活。 走进村里，一片菜地绿油油的，一群小鸡欢快地在地里觅食，曾经的患者吴天贵正满脸带笑地提着一桶猪食喂他的大白猪。 同行的何满昌告诉我，在他的撮合下，老吴喜事连连，与病友江长珍结为夫妻，几年前还收养了一个小女孩，取名吴继林。我扭头一看，一个活泼的小女孩正追着小鸡欢跑而来。 在麻风村，危难时刻，总能看到共产党员挺身而出的身影。 我们中华民族从来都不缺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人。他们吃苦、他们坚守，有时还不得不在责难、委屈中悄悄流泪。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中，就像麻风村那几名鲜为人知的普通党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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