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地域文化留影治印——评中短篇小说集《十八梯》

地域文化是全球文化多元化的必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的存在、发展乃至蓬勃旺盛，是全球文化丰富多彩、兴旺发达的基础和条件。然而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各种文化交流融汇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文化的趋同，地域文化逐渐边缘化，日益衰落。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地域文化的存在更加岌岌可危。老舍笔下的老北京风情已难觅踪影，上海话也成了空谷足音。文化共同性似乎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着地域文化所代表的文化多样性。不少作家已经意识到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及其现实处境，文学本来就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为地域文化留影治印就成了他们自觉承担起的责任。地域文化对作家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们居住过的乡村、小镇，他们行走过的街路、石桥，伴随他们成长的各色各样的人物，都潜伏在他们的脑海里和心灵中。一旦遇到机会，它们就会带着生命的蓬勃，长出作家们所需要的小说细节和气味。故乡及其所蕴含的地域文化，不仅是地理学上的一处场所，更是精神学上的一个空间。重庆作家王雨的中短篇小说集《十八梯》（重庆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就是一部为地域文化留影治印的作品集成。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土和人以及它们共同创造出的精神和物质产品，构成了地域文化的内容。小说集以《十八梯》命名，选取的是小说集中开篇作品的题目，而十八梯正是重庆最著名的地标性建筑。十八梯连接着重庆母城的上下半城，它上顶天下立地，远不止于十八级梯坎，古老的泛着幽光的青石板梯坎被踩得变了形。三个少男少女纯真的友情，懵懂的爱情，在它周围七条街道、六条巷子里飘荡流淌。十八梯周边重叠密麻的楼房、瓦屋、吊脚楼，地下室生产的青鸟牌冰糕，夏天夜晚街道两边摆满的凉椅凉席凉板，气势磅礴的长江和温丽清幽的嘉陵江的环抱，这些极具地域特色风土人情，让三个少年浓浓的情义既清新又火热，有了重庆特有的味道。重庆是大树，十八梯就是树根。尽管是陡坡陋巷，却有着三千年的文化根脉，就连三个少年念书的“精一小学”，也始建于光绪年间。虽然由于社会环境的袭扰，纯真的爱情未能开花结果，却也在三个人各自的成长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基础载体，那么方言则是地域文化的基础载体。小说对方言的运用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既要在语言中保存地域特色，又要让此地域之外的读者能够读懂，并领略方言中承载的文化意味，始终是对作家文化素养的考验。在这部小说集中，王雨除了在人物语言中适量地加入了重庆方言，更不失时机地把方言中的文化沿袭详尽道出，对“摆龙门阵”的介绍就是最突出的例子。龙门阵出自唐朝薛仁贵，巴蜀人借其阵势多变而奇幻，用来借喻讲故事的曲折复杂，推而衍之，把讲故事、扯闲谈称为摆龙门阵。不叫说也不叫讲，叫摆，道尽了巴蜀人极尽铺排的语言功力。山环水绕的地理环境，给蜿蜒曲折的叙事方式提供了先天的温床。

地域影响决定着语言的表达方式以及发音和用字的独特性，也影响决定着特定地域内人们的性格。人有善恶优劣，但同一地域内人们性格的底色的共同性却有迹可循。炎热的气候，嗜辣的饮食习惯，滋养着重庆人的热情泼辣的性格。《产房》中的肖春风风火火地向我们走来。产房连接着生死关口，医患关系。当救死扶伤的天职面临着物质利益的空前诱惑时，产妇的生死安危，家属的感情关切，医闹的挑拨离间，医护人员的职业操守，千头万绪纠缠在一起。如何取舍，怎样协调，考验着、也显示着肖春的品性。她以赤诚为底色，泼辣时敢怒敢骂，和婉时温暖如春，既能任劳任怨，也能据理力争。取舍时她无需计算合计，因为她的善良就是她的定盘星。所以她敢于怒骂李泉对医护人员拳脚相加，也会在李泉恐吓骚扰时彻夜难眠，泪湿枕席，却仍能用自己的奶水哺乳李泉出生不久的儿子。她能够不避嫌疑看望受贿入狱的同事武学斌，痛心他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还设身处地考虑他出狱后的职业生涯。这样一个既能观音脸也能恶神相的女人，带给周围人们的永远是她心底的温热。饶有意味的是在小说结尾，她的学生小芹告诉她自己去探监的事，在看似家长里短的闲聊中，又一个肖春式的人物活脱脱跳了出来。读者不禁会心一笑：肖春后继有人了。如火的热情，泼辣的言行，包裹着善良的内心，不怕爬坡上坎，少有优柔寡断。这是王雨为重庆人的性格勾勒的底色。在这个人物系列里，肖春以外，还有《桂阿姨》中的桂阿姨，《生死不离》中的章晓婕。而在《等待明天站起》中，王雨别具匠心地通过恋爱关系，把一个武汉姑娘和一个重庆男人对照着表现，区分出两种地域性格的细微差别，更凸显了重庆地域性格的特点。

地域文化既是地理空间的限定，也是历史时间的沿袭。小说集中有不少篇章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题材，在对人物、情节、细节的选取上，充分表现了作家对地域文化的深入理解。《回头者》选取了大节不亏，小节不拘的宁孝原为主人公。在三男两女的感情关系中，小说对人物行为举止的取舍臧否全从抗日大局出发，做到了小处着笔，大处着眼。读者可能会不认同宁孝原以貌取人、见异思迁的爱情观；更能从他企图一妻一妾的婚姻观中嗅到腐朽的气味。然而在抗日、起义、防止民族资本外逃的重大历史关头和历史事件上，他都能见大义舍小利，表现出堂堂正正的浩然之气。而小说的艺术处理方法，正好吻合了重庆地域性格的特点。《江水悠悠》写共和国人们熟知的女英雄江姐的故事，选取的却是江竹君刚刚参加革命送情报的情节。一个脚指头在没穿袜子的布鞋里蠕动的细节，一下子把一个19岁少女初次承担革命任务的紧张心理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而她的紧张不安不仅无损于大众心目中江姐的英雄形象，反而让英雄形象更加立体可信，让读者进一步了解了滋养英雄成长的土壤。重庆人卢作孚的形象先后出现在《船神》和《一波三折》中。作为民生公司的老总，他一生的事迹可写的很多，两篇小说分别截取了两个重要节点，前者写1938年10月卢作孚指挥宜昌大撤退，在40天的时间里，把滞留在宜昌的数万人和数万吨物资运抵大后方。后者写抗战胜利后，卢作孚与加拿大签约借款购船在需要政府担保上遭遇阻碍、一波三折的经过。小说不是报告文学，着笔的重点在人不在事。前者写人物深思熟虑、谋而后定，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剥茧抽丝、提纲挈领。后者写他以丰富的专业、行业知识为根基，在论事决策上的坚韧、果断。面对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利益纠葛共同形成的困局，仍能清醒抉择、争取最佳结果。这些历史人物是重庆风土人情的有机组成，和重庆的山水建筑、出产器物等等一起合成了重庆的地域文化。

作家对地域文化的抒写像照片，像印章，地域文化会在时光的流逝中不断更新改变，但文学作品能把它特定时段的样貌长久留存。人活不过一张照片，更活不过一方印章，作家笔下留存的照片和印章永存。 

牛玉秋：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著名评论家

来源：《光明日报》2023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