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泉：可信、可能与可靠——评吴定飞诗集《村庄纪》

  古往今来，“诗言志”作为一个诗学概念，总体上是成立的，重庆本土诗人吴定飞的诗集《村庄纪》亦在此列。只不过吴定飞并不止于通过《村庄纪》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呈现诗人的心灵世界”，而是想为他的村庄立“命”。这体现了吴定飞作为诗人兼镇街书记的情怀、使命。吴定飞对生他养他同时他也一直在为其打拼的村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愫？在我看来，这种情愫类于一种仪式，甚或一个图腾。有人可能会说，平平淡淡才是真，仪式感太强会显得太做作。但需要指出的是，吴定飞对仪式多年一贯的持守，恰恰证明了类似信仰的存在对一个气质型诗人的独特塑造。

  读《村庄纪》，我最先是从“中年书”开始的。这本诗集被作者分为“马说”“蚂蚁歌”“中年书”“村庄纪”四辑，占篇幅最多的，集中在“中年书”和“村庄纪”两辑之中。从时间线索看，这两辑诗歌的写作，应该具有极强的互文性——从个人生命历程出发的“中年书”，恰恰正是吴定飞为他的村庄而“纪”的“画外音”；而他的“村庄纪”也因此具有了当然的“中年”特征，上承下启，“我将无我，不辱使命”。这是吴定飞作为基层干部在一线拼命工作、展现自己人生理想的“自画像”，同时又是吴定飞作为诗人 “顶天立地”、怀揣诗歌理想，回望、沉思与展望的“纪录片”。太多的现实，太多的豪情壮志，太多的“亲吻土地与花朵”……构成了一个更加立体的活生生的人，也呈现出一片土地上多样化的生态——新生与遗存，消失与无相，困顿与不羁，乌托邦与爪哇国……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一个中年人的“村庄纪”，既有厚积的深情与幽思，又有看惯看透的通融与冲淡，还有势在必然的“聊发少年狂”。所以显现在我们面前的，实际上是中年时期的“村庄”，区别于童年里、少年时、青春期以及老年斑，有属于自己的特质……

  吴定飞的诗歌写作一直是有根性的。一方面，他的生活扎根于家乡田间地头，作为长期在镇街工作的“父母官”，他知道人有多简单事有多繁杂，他的生活决定了他不会虚头巴脑、凌虚高蹈；另一方面，他的写作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源于多年积淀的突击：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就在《诗刊》《星星》《诗潮》《红岩》等数十家报刊发表过诗歌，获得过诗中国首届十佳网络诗人、第二届“诗歌里的城”全国微诗歌大赛一等奖等多个诗歌奖项。作为一个成熟的诗写者，他对诗歌的认识也并非浮光掠影，而是建立在观察、反思基础上的自我校正与追寻。所以，他才会“把沙坪镇、毕桥村作为乡村振兴的一件作品，用心、用力、用情去创作，把在乡村振兴的工作、生活与生命体验中的独特感受和体会，一次次记录下来。”

  这种有根性的写作表明，吴定飞的诗歌是有依据且有定力的。这依据就在于他对眼中千姿百态的世界图景、生活场景以及日常细节、寻常人事的精准把握。与众不同的是，对“那些熟知的事物”，“包括你喜欢的蚂蚁、你的云雀、你的蟋蟀、你的蜻蜓和你小小的木屋、你的游戏、你的梦”，诗人不是先入为主地“喜欢”或热爱，而是出乎意料地“远离”，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它们不是你的子民”，而且“横笛的少年在月光下疯长/你说到家，家就是刻骨的乡愁/一戳，就痛。”（《那些熟知的事物》）不难发现，在吴定飞这里，诗情不是盲目的呼喊，也不是大而化之的煽情。正是藉由这些有意无意被生活遮蔽的细微之物，他的诗歌无限抵近村庄的真相和生命的质地。诗人对此深信不疑。

  比如他写男人洗衣服，“把自己的一件内衣/洗成了别人的寂寞”（《洗衣服》）其实透射的是“我”与“别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有“笨拙”，有“像模像样”，也有“恍惚”；写“白茫茫”的李花，“她露出的雪白，比晴朗的白天/还白。我喊来的白马/一坡坡追赶，一不小心/竟上错了春天的床”（《李花在上》）乡村的事物如此朴素而又浪漫，在有趣中又多了一层小忧伤；再比如他写中年发福，“这大大的肚子，它依旧还在大着/里面的血肉是我的/跟我的灵魂一起，谁也别想拿走/它藏着的锋利的芒、盛气的火、呼啸的风/被指挥脑袋的屁股一一击溃/但多了一些鼓噪的饱嗝，平静的树皮/叨叨不清的棉絮”（《我大大的肚子》）面对所谓的“中年危机”，戏谑中平添一种豪迈和坦然。而这些诗意诗思的到来，其实是从娓娓道来的“相遇”中得来的，我们可以触到诗人内心的一部分柔软、一部分尖锐，以及一部分奇崛。

这就是细节的作用，这就是真相的生成——真相并不只是一个结论或者一个特定的物象，而是一种可信的存在，当我们趋近之时，它敞露着，我们却不一定能够完全说出，而是被指向更广阔的某种关联——对村庄的所有感性认知，不正在如此的“手足无措”“对面无语”和“欲说还休”之中么……

  我一直固执地以为，现代诗最突出的特征是叙述，通过叙述推动抒情，进而形成与新诗不一样的面目。从整体上看，吴定飞的诗歌有非常显豁的叙事性。但叙事并未取消其诗歌语言背后的抒情本质，反而强化了诗人情绪的真实，触发了与读者的互动和共情。正如《星星》主编、著名诗人龚学敏的评价，这是“一种把现实拧出水来的能力”。这种能力，首先体现在对乡村情事的“还原”。不管是在早期的《马回头》，还是后来的《蚂蚁上树》，以及更近时候的《重庆美女》等诗歌中，我们都能看到诗人对一个事件或事件中某个精彩断片的复原。诗歌因事而起，缘事而发，叙事成为一个“机关”，诱使我们走进去，与其中的人和物对视、交谈，并深陷其中。每当此时，语言展开了更多可能，或转喻、或勾连、或复沓、或戛然而止，事件本身渐渐退后，温情和沉思慢慢浮现出来，影像归于回忆，在心头荡起层层涟漪。“只有心里这匹马回头是岸，安静地啃草”（《马回头》）又或者是一只蚂蚁，“它就栽了跟斗/好半天/才悻悻地爬起来/向隐忍的方向逃离”（《蚂蚁上树》）蚂蚁虽然“逃离”，可读者心中的牵挂却久久萦绕在字里行间。

  有的时候，叙述过程的完整性，早已突破了事件表象，映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幕幕活剧，剧情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而情感就在表象之下潜滋漫涨。如一首《唐豆花》，讲述的是一个姓唐的妇人（唐豆花）经营着三十年来“招牌响，引诱我清贫的童年”的豆花店，两年前她突然病倒，“血管爆裂，一锅的豆花洒落得满地都是”。这样不幸的事情在小县城和广大的乡村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十分寻常，而诗人吴定飞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为这一次死亡设定了非一般的场景，使之变成了生命的再现、延展与回响。诗中写到“吃过唐豆花的人很多很多/其中的很多人也已死去”。由一个悲剧转而去向更多悲剧，已然可谓残忍，只能说诗人吴定飞是一个深情得近乎“变态”的诗意观察者，他打心底里不愿接受唐豆花的猝死，所以他延展了她死亡的过程，化人为星，便是向死而生，用持久的注视表达相随的送别，而“照亮”式的浪漫里潜藏着诗人最深沉最彻底的绝望。

  现代诗歌的叙事性，尤其是叙事功能与抒情本质的严丝合缝，说到底还是要通过诗歌语言来展现，并且非个性化不可。吴定飞这部《村庄纪》使用的语言，几乎都是最简单最直白的口语，有的甚至类似于童言。最是童言才无忌，也才最接近事物的本真。整部诗集读下来，感觉他一直在努力地做“减法”，删去无用的形容词，减去遮遮掩掩的隐喻，让词语行进于小学生都能看得明白。

  在《村庄纪》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那些以人物为中心的诗篇。因为这些诗一方面彰显了诗人厚实的白描功底，另一方面也映射着诗人超强的想象力，以及对村庄命运的深切关怀。一个又一个与诗人有关的小人物，在或大或小的故事里，也在诗人刻意隐忍的轻描淡写中，走马灯似地穿梭、逡巡，或立或卧、或行或止，而本就朴素的词语仿佛也在此时隐没了，反倒是那些直觉、通感、情绪、心事、幽思渐渐显露出来，使未宣的秘密变得敞亮。而这，或许正是诗人企望的天真的力量。

  著名诗人韩东写过这样的诗句：“越是难以眺望就越是频繁提及。他最经常写的是‘我’，可见他对自己有多么陌生。”在我看来，韩东的意思是说当诗人摆脱自以为是的身份束缚，不把“我”当做人来看待，诗就会不请自来。我认为诗人吴定飞也是如此认定的，所以才有了《村庄纪》里的“马说”“蚂蚁歌”这两辑诗。

  也可以说，诗人吴定飞的写作是有“欲望”的，而支撑这“欲望”的，恰是他对天真的孜孜以求。诗人想必是洞察到了枯燥、空洞、单调、做作等等做派对诗歌机体的深深戕害，意欲以自己独特的语言方式和解构模式趟过迷津，以不断抵近他“为乡村的振兴诗意地工作和生活”的愿景。正如他在《村庄纪》后记中所说的那样：“我每写一首，都下意识地拒绝诗歌写作中的晦涩，尽量防止漂亮的词汇堆砌。我想用发自内心的抒写，以朴实自然的词语，叠加出有意义、有启迪、有价值的诗意，让欲言之语尽量嘎然而止，给人特别是给自己带来一些思考的容量与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