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好奇地问我，为什么《“隐形”的孩子》这个报告文学单行本由主线作品《校园之殇——关于“校园霸凌”的社会观察》（《北京文学》2024年9期刊发时原名）和“外一篇”《长大的他们——大龄孤独症患者的社会融合之路》（《当代》2025年2期）组成。大家都知道，“外一篇”这样的说法，常见于诗歌和散文，虽然书写事物各不相同，但必定有内在深层次的联系。是的，受到校园霸凌的人群，与我所采访到的大部分大龄孤独症患者，都属于青少年群体，这是第一个联系；第二个联系，两个作品有着诸多机缘巧合的“互文”现象，比如，受到校园霸凌的孩子里，常常有随班就读的残疾儿童，同样，《长大的他们》中也有相关案例和描述；第三个联系，就如一位评论者所说，无论是被霸凌的孩子，还是难以融入社会的大龄孤独症患者，在社会里很大程度都是“隐形的”，不论“隐形”的原因如何。
这本图书，本就是《校园之殇——关于“校园霸凌”的社会观察》的图书单行本，原来的主标题也是《校园之殇》，因为这样的标题看起来偏“悲哀”了一点，根据出版部门的建议，要换一个主标题。《校园之殇》的开篇引言就是埃洛伊·莫尔诺《隐形人》里的一段经典话语：
一切都是从那群恶魔开始的。
你们成年人跟我们说不存在，只是为了不让我们害怕，但是你们也知道恶魔确实存在，而且无处不在。这样说吧，任何人都有可能今天还是正常人，明天就变成恶魔了，连你也不例外。被恶魔盯上后的某一天，我竟然拥有了超能力。我可以跑得飞快，可以在水下呼吸，还和龙一起飞翔。我甚至学会了隐身。我没发疯，我说的都是真的。
埃洛伊·莫尔诺的《隐形人》，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负盛名的关于“校园霸凌”的小说。
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是了，那这个单行本就叫做《“隐形”的孩子》吧。”这个题目，也刚好因为明里暗里将两篇报告文学作品联系起来，成了很合适的一个图书主标题。
先说说《“隐形”的孩子——关于校园霸凌的社会观察》这个主线作品。
2023年11月，我与律师朋友孙晓云一块吃饭闲聊，她说起她正在做的一些与“校园霸凌”相关的“网络暴力”案子，我们都是母亲，共同感叹“要保护好我们的孩子”，她鼓励我，“要不写一写与校园霸凌相关的？”我一口答应，并且很快开始做大纲。事有凑巧，《北京文学》师力斌老师也非常想要做一个关于“校园霸凌”的报告文学，但他的观点是要首先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去看待蕴含“未成年人犯罪”可能的“校园霸凌”——是的，“校园霸凌”是社会热点，至少每一个家里有孩子的父母都会特别关心。近年来，相关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不少，《少年的你》《第二十条》等皆引人关注，但直接书写现实的报告文学还几乎未写到这样的题材。师主编非常关心这个题材的进展，常常与我电话交流他对于“校园霸凌”的一些观点和感受。我还记得，一次他打来电话，我站在马路边的树下跟他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结束时我的身上落满了黑色的小虫子。
随着采写的深入，一些曾被刻意忘记的往事渐渐浮现于我的头脑，就如，我也曾是个校园霸凌的受害者。长大的我，会刻意忘记曾经历过的伤害，但潜意识深埋处，一些心理创伤不知不觉地跟随。比如，不会说“不”，试图讨好别人求得别人善待自己，等等。当然，这些问题在遭遇到更大的变故之后，渐渐消失。从心理学上，也佐证了为什么我接触到这个题材会格外兴奋。更重要的是，恶劣的“校园霸凌”事件不断发生，不断浮出水面，不断被媒体曝光，但这些，仅仅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沉没在水下，隐私与创伤共同构成了不可见的悲伤故事——就如因为被校霸欺凌毁去名声漂泊异乡的年轻女孩，就像因为长期遭受团伙欺凌而患上重度抑郁症的少年……告诉我可以采访她的女孩已经鼓足了最大的勇气，然而我临走时，她却再三叮嘱我：“我的名字，不要写出来，不要让我更多的熟人知道。”被霸凌者的化名之下，我分明记得那一张张稚嫩却情绪复杂的脸，恐惧、自卑、难过等等皆有。也就在我的采访进行到一半的时候，2024年3月，“邯郸三少年杀人埋尸案”发生了——
那个血色的下午，废弃的蔬菜大棚里，三个农村少年已然被恶念烧红了双眼，他们挥动着铁铲，一下接一下，朝另一名少年狠狠打去，鲜血，惨叫，狞笑，哀告……或许，被害者此刻的哀告，越发激起了施害者骨子里的暴烈和残忍！最后，面目破碎、了无生气的被害者被掩埋在了这个大棚里……直到民警拿着微信转账记录找到三个恶魔，血腥暴虐的凶案事实才渐渐展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社会大众的一个共识是：这起未成年人恶性杀人案，虽然发生在校外，但种种事实却证明，这就是校园霸凌的延续，并且是极端的表现形式。
李燕燕为读者签名 精典书店供图
这就是我手头要写的这篇报告文学的最震撼人心的序章！当时《北京文学》的主标题《校园之殇》也就是这样而来。悲痛已极，愤怒已极！如此极端的恶性案件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与此紧密关联的公众话题“校园霸凌”再度成为热议的焦点。
邯郸初中生杀害同学案件发生后，在数个家长群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我记得，上一轮热议，是在一个女孩被几个女同学围堵着扇耳光的视频流传开时。与后者引发的愤慨相比，前者更令家长们陷入深深的惊恐和焦虑当中。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保护自己的孩子？我们，不可能24小时陪伴在孩子身边呀！
正如有人在知乎发言：“看了邯郸三名初中生杀人埋尸案，我决定把孩子当反派养。”某个家长群里，有一位母亲自豪地介绍自己的“教育经验”：“我告诉儿子，假如有人主动招惹你，他打你一下，你就狠狠还他两下。”
这里也引出一连串严肃的问题：校园里花朵般的未成年人为何化身恶魔？校园霸凌应当如何纳入法律层面？
后续我又关注了近年来的多个重要案例，并深入采访数起“校园霸凌”事件相关当事人以及法律、心理等领域的专业人士——这也要感谢另一部报告文学《师范生》的持续采访为我提供了某些便利。事实上，对一个非虚构写作者而言，题材与题材之间，本身也是存在“互文”关系的。针对校园霸凌、未成年人犯罪等，我尽力做出详尽探究，并在作品中给出了建议和呼吁。
关于“邯郸三少年杀人埋尸案”，大家都知道一个结果：经河北省检察机关逐级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依法决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核准追诉，最终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主犯被判处无期徒刑。
对这样的结果，社会上众说纷纭。但我始终同意一种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本质不是为了惩罚，而在于挽救。”同样，对今天诸多涉罪未成年人而言，惩罚的终极目的不是单单惩罚，应当是纠正，是救赎。对于受害者，更应全力保护、弥合伤痛。防治“校园霸凌”在路上，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在路上。
值得一提的是，也是2023年11月，我向《当代》交出了这个单行本的“外一篇”《长大的他们——大龄孤独症患者的社会融合之路》第三稿。这是我观察采访和谋划长达十几年的选题。2023年初夏来临时，我写了一稿，徐主编在亲自与我交流修改意见的基础上，又给我推荐了六七本与孤独症研究有关的专业书籍，让我在充分阅读的基础上，扩大视野、然后再补充采访。这样一直修改了两稿，渐渐成形。2024年，我又在徐主编的亲自指导下修改了一年，直到2025年初才定稿。其间，我也曾多次感觉修改，尤其是补充采访和结构变动太困难，几乎无法坚持下去，但最终我还是咬牙挺了过去。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其实真正的快乐并非发表出版，更在于达到了写作的既定目标，就像长跑终于到了终点。所以，可以这样总结，2024年，我写作了《校园之殇》，修改了《长大的他们》，修改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师范生》。《校园之殇》和《长大的他们》，2024年重要的两个报告文学，本就有机缘聚合到一个单行本里的。
校园霸凌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孤独症患者和他们的家人亦在我身边。
张国华曾是我的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他的孩子小静七八岁的时候，张国华夫妻俩带着他到我家做客。那时，无论我对他说什么，他都充耳不闻，要么喃喃自语，要么自顾自玩着手里的东西——一个橘子，或者一支笔。不一会，客厅里便没了小男孩的踪迹，午饭时间快到了，我们挨着房间找他。在主卧，小静正站在飘窗上，看向不远处的一片人工湖。我家在7楼，天气晴好，此刻窗门大开，且没有加装防护栏，窗棂刚过孩子的半身……有风徐徐吹来，静谧之间，险象环生。张国华轻柔地呼唤孩子，片刻孩子回过头，拍拍手，笑嘻嘻地跳下飘窗。咚，我悬着的一颗心才落地。多年后，再见小静，我会记起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洞开的窗户边站着的那个小孩子，以及张国华和爱人王老师不曾言语的艰辛。这次发布会，我也曾邀约张老师来到现场。
7月13日新书发布会活动现场 精典书店供图
我与小安爸爸是文友，起先我并不知道他有一个孤独症孩子。在数年前的一次小型聚会中，他第一次向我谈及他的儿子，他说长大成人的儿子在特教班经过一系列专业训练后，在某个图书馆上班，其间有人想问更细致的东西，小安爸爸并没有给予明确回答。如果真是“伤疤”，还是不能轻易去碰触。所以，我没有像约其他家长一样，专门和他找一个地方坐下来谈，而是把访谈的地点放在了一个偶然碰面的会议场合。一番对话之后，我发觉一些担心只是猜测，因为一个父亲讲到自己儿子时的那种开心、酸楚或者极其细微的欣慰，都无法掺入任何杂质。
小安爸爸对我说：“我家小安真不错，至少生活完全可以自理。”说到这里，我能得见一个父亲眼里别样的神采。他的孤独症孩子，能够自己乘轨道交通列车上班，会用电饭煲煮饭，甚至会炒鸡蛋，做一些简单的小菜，做父亲的人好开心。
谢谢小安爸爸，让我体会到了这个世界上最为真诚又最可怜的父母之心。
我也记得，在浓郁奶香味的包裹下，我和唐毅面对面坐在房间狭窄的过道上。同孤独症孩子一起经年“战斗”的她，像一个专业医生一般，通俗化地向我介绍她所认知的孤独症，理性而坚强。
虽然，幼时的“来自星星的孩子”深受社会瞩目，但长大的他们，如何就业、如何养老如何被社会接纳，却因为各种因素有些“不被看见”。是的，无论是被霸凌的孩子，还是难以融入社会的大龄孤独症患者，在社会里很大程度都是“隐形的”，而我要做的，就是想要他们“被看见”。
“我期待有朝一日社会能够完全接纳我的儿子。”小安爸爸说。
“不能仅仅依靠外界的帮助，我们自己必须自救！”唐毅说。
大多数的妈妈，都有着这样朴素的愿望：“我要在我走之前，为孩子找一个稳定的寄养机构，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监护机构，一个可靠的信托机构。”
与一位熟识的编辑聊起《长大的他们》的采访和创作，她好奇地问我，那你的作品里要介绍什么行之有效的推广经验呢？我说，这个尚在探索之中，重点是要展现他们那些不为人知的现实：困难、互助、期盼、搏击……这就是现实——在我国，孤独症患者及其家庭越来越被社会关注，社会保障和救助工作也在逐步完善，但康复、教育、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等几个重要环节中，现实需求与社会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很突出。
她问：“那这样的创作意义何在呢？”
我回答：“为了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这个大龄特殊群体，真正的共情一定是建立在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们的社会，有义务有责任提供多元化、高质量服务，并且能够覆盖孤独症群体全生命周期，让‘来自星星的孩子’不再害怕‘长大’。”
有人问我：“那你为什么要写报告文学？叙事文体中，小说才是主流呀！”有人开着玩笑告诉我，写报告文学或者非虚构的，属于“末流文人”。我也看到，因为各种原因，报告文学的发表在当下比较困难。然而，我的认知是，中国故事独特瑰丽，其精彩程度远超一切想象，这就是非虚构写作的厚实土壤，也是我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或者说非虚构写作者的信心和勇气！今天，摆在所有写作者面前的，除了“主题创作”，还有“民生百态”“社会万象”……在我看来，作家不仅要赞颂美好，更要勇于回应社会关切。
感谢《北京文学》和《当代》对报告文学对“非虚构”的大力支持！感谢刊物对于百姓关切的现实问题的关注！
感谢所有鼓起勇气用事实呼唤的受访者！
感谢所有评论者：《文艺报》原总编、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梁鸿鹰老师在《校园之殇》发表的第一时间剖析了作品中的“伤”与“痛”；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著名评论家张陵老师为《长大的他们》撰写了关于“权益与保护”的评论；特别要感谢沙区作协主席刘清泉老师，是的，他就是《长大的他们》中的“小安爸爸”，既是受访者、也是转发量很大的评论文章的写作者，谢谢他的担当和勇气！感谢程华老师在《法治周末》发表的锐评，感谢重师的杨华丽老师，感谢所有热心读者。
希望“隐形”的孩子从此能被看见，从此不再隐形，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
李燕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获第五届“茅盾新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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