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作家王雨的小说在故事性、历史感和人间情这三个方面，一直都有成熟的表现。评论家王本朝称他为“地方风情的故事高手”。正是因为善于讲故事，王雨的小说具有很高的可改编度，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年轻的朋友》《产房》《十八梯》《填四川之宁徙世家》等，都显现出不俗的手笔。
他发表于《长江文艺》2025年第2期的短篇小说《小面》，在扣人心弦的故事推进中，串联起了一系列重庆的名胜古迹和抗战历史，赞美了重庆人耿介、豪迈而重情厚意的性格特征，读来就像吃作料丰富的重庆小面一样，畅快劲道，不能罢休。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重庆人下得最多的馆子，便是面馆。如果说火锅是重庆的名片的话，小面不啻为重庆的里衣，日常、私密且有生活的温度。从创作的材料背景而言，重庆小面是重庆作家既难以绕开又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对象。在王雨的诸多作品中，以小面为核心意象的文本，尚不多见。而这一次，作为功力深厚、世事洞明的作家，他不仅写出了小面的色香味，还借小面的方便之门，再现了重庆这片土地上广阔的人文历史风景。
《小面》篇幅虽短，却用相当经济的笔法，刻画出生动的人物群像。主人公俞吉发，为人勤劳踏实，他的爷爷、曾爷爷都是做小面的高手。作为新一代掌柜，他“把山城巷的‘重庆小面馆’办得风生水起”。与俞吉发心心相印的佟烨则是一名导游，这个角色在情节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寻宝之旅进入困局时，往往是她的提醒，让俞吉发有了新的方向和动力。除了这对情侣，小说还塑造了有恋爱关系的小妹和石明聪，以及侦探般的老米、“棒棒”李有生、过着隐居生活的拓片大师伍大爷、卖保险的丁帆等人。这些人或是街坊邻居，或与“牌匾”有着更为盘根错节的历史关系。他们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场”，难得的是，每个人都面目清晰、血肉生动、来去明白。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些九行八业、性格各异的人凑在一起，必然要发生故事。更准确地说，必然是因为某件事，这些人才会凑到一起。《小面》的主要情节，就是俞吉发对一块失窃的祖传匾牌的寻找。这块匾牌正面镌刻了俞吉发曾爷爷写的“小面咏叹”。用太平门字画店老板石庸俭的话来说，匾上“小面咏叹”四个字“狂如旭素，咸臻神妙”。抗战时期，匾牌在重庆大轰炸中遗留下来，俞吉发曾爷爷感于山河破碎，愤而在匾牌背后又写下了“愈炸愈强”四字。如此一来，该匾牌不但有了艺术价值，更承载了一段悲壮的历史记忆。
叙事在很多时候是延宕的艺术。《小面》寻找匾牌这一神秘事件，以揭秘的叙事模式，持续在读者心中营造疑惑，吸引读者读下去。为了能够找到匾牌，俞吉发不得不依据有限的线索，四处去向人探听消息。佟烨是他的一个有利帮手和推动力量。在两人寻找匾牌的波折里，叙述中次第出现了伍大爷、李有生、丁帆、石明聪等有渊源的角色，直到小说结尾，才真相大白。小说以颇富张力的戏剧性，实现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论说的“突转”和“发现”的诗学效果。
当小说选择以俞吉发为主角时，作者就牺牲了“那超越直接场面限制的自由”（见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不得不受到俞吉发的性格、视野和经验的限制。正是基于这种自我限制，叙事才生成系列因果链条，真相的延宕才成为可能，读者也才能产生一种急于探寻真相的心理机制。对于俞吉发而言，寻找过程是一种手段，找到匾牌才是目的；对于读者来说，寻找匾牌的过程则是一种审美化的体验过程，目的与手段便颠倒了过来：这也是日常生活和艺术欣赏的区别所在。
王雨的历史小说中始终关注时代洪流中的个体命运和与之相应的情感力量，在《小面》中，也灌注着深厚的情感意蕴。匾牌的传承既是一个社会和历史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情感和情怀问题。正是祖辈亲情的血脉流传、对重庆地方的心灵认同、对民族创伤的刻骨铭记，才让匾牌身上所附着的“历史”具备了感人至深的力量，进而赋予了历史以温度、感情和意义。
作为物的匾牌本身并无情义，它的情义来源于人与事的附加，并且它的情义“增值”并没有因为前尘往事的远去而停滞。俞吉发寻找匾牌的过程，也是接近与发现一颗颗鲜活心灵的过程。即使小说中存在一定的冲突，却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意义上的“反派”，这是因为他们背后都有饱满的情感支撑。只不过，情感结构影响着环境和命运，而环境和命运却又是情感结构的产物。出于个人处境和整体历史的种种局限性，《小面》中有的角色及其行为能够得到我们的赞赏，而有的角色只能得到我们的理解或同情。
重庆是一座重情义的城市，重庆小面里也有热气腾腾的市井人情味。王雨从一碗重庆小面里，构想出了浩荡的历史烟尘，并且通过一种延宕的叙事手法，为他笔下的人、事、物赋予了深厚的情义。该小说已被作者改编为电影剧本，且与“重庆鼎盛影业公司”签约并申报电影拍摄批号，我期待能在电影院的大荧幕上看到这个曲折、丰满而触动人心的故事。
